正在这时，和熙洽在平日时有来往的日本驻吉林某领事，便和多门狼狈为奸地扮演了一个装好人的尴尬角色，于是就满面堆欢地走了进来，拿出了对熙洽既同情又热诚的语调，并用他的手拍着木坐不动的熙洽的肩头，做了一番花言巧语的游说。就在这所谓有台阶可下的绝处逢生的情况下，熙洽也就松了口气，表示应允了那些卖国投敌的罪恶要求。那位以介绍人自居的日本领事，见他们的奸计得手，便用手拍着胸脯对熙洽说：“事情好办，只要能够把地方治安维持住就行。这些事我可以向多门师团长去说。”于是这个狡诈多端的多门二郎便立时换了另一副面孔，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热情地向熙洽握了手，并且把熙洽过去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师生关系也搬了出来，同时还摆上了点心和洋酒之类，表示了老师欢迎学生的诚意。这时，这个在软硬双管齐下的战术中弃甲投降了的熙洽便和他面前的敌人——多门等载笑载言地磋商起卖国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来了。在这里，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位曾经在几分钟前，尚在跪地痛哭的刘翻译，现在早已破涕为笑地翻弄其如簧之舌，在丧权辱国的会谈中，也相应地发挥了他的桥梁作用。
多门更做出老师处处照顾学生的样子，关怀地嘱咐说：“你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务须把过去厅长以上的职员全部排除在外，只要是认为可靠的人，你就可以随意委派，来充实这一机构。”并告诉熙洽应当把国民党组织一律剔除罄尽。最后则是用金钱关系来作为攻心的最后一着说道：在动用吉林省官银号的公款时，只要有熙洽的盖章和多门的认可盖印就行。
于是，熙洽便在这威逼利诱的两面夹攻下，向日寇低了头，开始以化险为夷的庆幸心情去组织伪政权了。他在重新坐在吉林省“最高首脑”的椅子上召集了又一次所谓地方法团军政首脑的会议之后，便做出了伪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在三十日就成立了这个伪政权组织，并通电宣告了吉林的所谓独立，即日正式和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时更以伪吉林省长官的名义发出了投敌的布告。
这时熙洽便又在“孔家店”的封建思想毒素发作之下，在那潜在于心的“狭隘民族思想”的支配之下，竟异想天开地主张起拥护我的意见来。于是他就把这种意见告知了他过去的老师——多门。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白川义则大将曾到吉林来“视察”，因为熙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免胄投敌的民族败类，所以就叫他组织“东北联军政府”，目的是要利用熙洽的地位和实力，来实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毒政策。熙洽表示自己的资望不够，非把我请出来不可。在之前第二篇内所介绍的罗振玉带熙洽的信到天津的那件事就是熙洽在这以后干出来的勾当。
罗振玉更把他的亲信谢介石介绍给熙洽，熙就重用了谢，立即派他充当伪交涉署长。这就是熙和罗开始正式合流的初步。
从此这个熙洽便完全成了日寇的走狗和利用的工具，一直到日伪垮台时为止。
（1）伪治安维持会的小风波
在“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北沈阳以后，便将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押在日本宪兵队内。日本帝国主义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便当上了沦陷后的伪奉天市长。在当时，人心惶惶，银行都关上了门，商店也停了业，省和各县的联系完全陷于被割断的状态。人们大有朝不保夕不可终日的情势。
但是，这时在当地商务会内的一些所谓“有头有脸”的资产阶级分子，便和当地的旧军阀残余以及在野官僚们勾结到一起，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操持下，组织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推选高毓衡、阚朝玺、李友兰、张成箕等为“委员”，更推举“文治派”的大头子袁金铠当“委员长”，更改名为“奉天治安维持会”，帮助日本侵略者，企图麻痹祖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努力于沦陷下的所谓治安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