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组织伪满政权的阴谋毒策，也是早有既定的方针，从以下的事实经过中，可以明显地说明：尽管那些日本浪人乘机四处纵火，尽管那些汉奸都各有各的仗恃与神通，但是操纵整个局势支配一切的仍然是日寇侵略军。这就是溥伟之所以被撵下了擂台而我之所以被抱上了伪执政椅子的一些内幕。
还可以从这一段事例中，看出日寇对于汉奸是如何分批培植，如何因时适地地利用了他们，就如同晋代陶侃把竹头木屑都不肯丢弃，而把它们分类储存起来，等到后来急需造船时，便物尽其材地做了有效的利用一个样。例如，为什么偏偏要用朝鲜军的参谋和溥伟做交涉，而不用板垣、石垣之类的人？还不是因为这个金子定一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华民国留学生队中当过中队长，因而和善耆的儿子宪原、宪基、宪开、宪方等都有过师生之谊，所以才使金子对溥伟去下逐客令，同时利用宪原等的弟弟宪立来做翻译，并使他去担当强迫登程的解差，这也是有着周至的用意在内的。
请想一想，日寇对于汉奸的使用，是不是早就胸有成竹而早就从多年以前就预先替自己的侵略行为筹措得完完备备？而这些也就正说明日寇为了实行它的侵略野心政策，而预先埋伏好的种种线索之一端。
王孙泣路隅的事例，暂且介绍到这里为止。
七、我是这样当上了伪执政的
自从我对板垣征四郎无条件地答应了愿去当伪执政之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便操纵着伪最高政务委员会，嗾使那些所谓代表各地方实力派的“巨头”，冒充了代表当时三千万东北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到旅顺来见我。他们就好像是一排传声筒和扩音器似的，异口同声地说着虽不愿意说，但又不能不那样说的口是心非的“好话”。例如说什么“衷心”邀请我，“衷心”拥护我出来担任“执政”等。而我这个准备停当，待聘下山的人物呢，更是和做戏一样，不但是在事前就已经知道将有这批人要到这里来演一顾茅庐的连台戏，并且也就早由郑、罗两位左辅右弼的谋士，和操纵我当时整个命运的全能主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给准备好，并已经排练纯熟了怎样对于这“第一顾”去做照例推辞的“台词”。于是，这两方面的汉奸角色，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综合导演下，既使那帮不远千里而来的代表把劝进的台词背得又烂又熟，同时也使我这个高卧房中的待聘者按照总导演的预定排演计划，装腔作势地做了第一次的“固辞”。于是这出“第一顾”的“打炮戏”，就算是扮演完了。
这出“第一顾”中的演员们在回去之后不久，于同年二月左右，又来到旅顺做了第二次的所谓请愿。在这次冒充代表民意的所谓代表，在人数上又比上次多了不少，如张燕卿、谢介石、冯涵清、林鹤皋、凌升和赵仲仁等之类的种种角色，当然，这次是要再接再厉地来请求我答应担任伪执政的了。于是，我就在预定的计划下，便点了头表示了应允。
跟着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赴长春就任，当火车经过汤岗子时，又在对翠阁做了一次旧地重游，并在那里住了一夜。我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那张景惠和赵欣伯又代表着赝造的所谓民意来欢迎我到长春去当伪执政。
次日，就在这戏剧性的过场逐幕排演的同时，我也就更进一步地沉陷到更深更深的罪恶泥沼中去。
我到了长春车站之后，就看到有许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等都整列在那里迎接我。此外，还有被敌伪宪兵警察给逼出来的所谓代表民意的代表以及一群从吉林被架弄来的封建残余分子之类，也都手里拿着黄龙旗来凑热闹。
可是当时的我，却在这种戏中戏的人为空气中，被感动得落下了感极而泣的无耻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