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所谓“建国十周年”的前夕，当时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了要使伪满正式称呼日本为“亲邦”，便指使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召各部伪大臣到其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伪满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而另一方面，则由吉冈安直更向我来阐释应该呼日本为“亲邦”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父亲一样才对。并做结论说：这就是“满洲国”对于日本须和对其他国家不同的缘故。也就是说称“亲邦”是为了要区别于称盟邦或友邦的缘故。
这还不算，还颁发了一个“建国十周年诏书”，在该伪诏书中，更是恬不知耻地写出了“明明之鉴如亲，睦睦之爱如子……”之类的奴才话。
但是还嫌奴才相做得不够，伪总务厅还指使伪国务院利用了我的手，写出了给裕仁的所谓“亲书”，表示了汉奸伪政权对于日寇十年以来的扶助和豢养的掬诚致谢。还要派遣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为伪“谢恩大使”到日本去做肉麻死人、憎恨死人的可耻谄媚行为。
我不但是甘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尽情玩弄下，扮上了始作俑者的可耻角色，愣把敌伪狼狈为奸的盗伙关系，更进一步地上升为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在弦外余音中，也把伪神的所谓“府佑”，无限界地抬高起来。像是这种异想天开的怪事与丑态，这种自欺欺人的浑到家的卑鄙可耻行径，日寇居然会想得出，说得出；而我呢，也就居然恬然地喊得出和做得出！像是这种事情再不算是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的话，那么，在世上还有什么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之可言？
十一、“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
派“谢恩大使”已经是够瞧又够瞧的丑恶罪行，可是还有比这个更丑恶、更卑鄙可耻的罪行哩！
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日本法西斯强盗垮台前夕，以我为首的这些不知死的鬼——对日寇尽忠到底的汉奸，还嫌自己的恶事做得尚未尽兴，还有追加补充的必要，还有继长增高的余地，所以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奄奄一息时，还要卖弄卖弄祸国殃民的余力，除了更做一次对饥疲不堪的广大东北人民的倾囊倒箧搜索，在颗粒不留的所谓“粮谷出荷”并“报恩出荷”的名目下把人民赖以活着的大批粮食劫掠一空，陆续送到民族公敌日寇之手，供它对自己祖国同胞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更多地进行疯狂屠杀劫掠，还在敌伪已到了双双山穷水尽的最后一瞬间，更从早就陷到冻饿死边缘上的东北人民手中，挤出了无可再挤的一滴膏血——食盐七千担，大米三十万吨，而且在美国飞机大轰大炸下，还派专人冒着生命危险送往日本。
光是无声无臭地用船送去，还嫌罪恶的影响不大，于是更在敌伪合谋，由我派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扛上所谓“慰问大使”的头衔，堂而皇之地偕同一批由伪机关混合编成的伪官吏，带了这份最后一次的“孝敬”，冒空中袭击的直接危险，战战兢兢地坐上了主人特派来迎的飞机，抱着忠仆殉主的“悲壮心情”，去做那送终式的慰问去了。
这当然是一出使人不能不作呕的丑剧了。但是，即使在这出招人恶心的舞台内幕中，也是仍然有着只有局中人才能得知的敌伪双方互相钩心斗角的复杂微妙心情。那就是，在预定要选派适任的殉主义仆之先，日寇关东军方面，本来是曾看中了我，于是大狗腿子吉冈安直便到我这里来，对我先讲了一篇说服动员的大道理，最后才书归正传地说出了我应该到日本去亲见裕仁，面致“慰问”的意图。我固然在那十几年的傀儡罪恶生活中，对于日寇的吩咐指示，一贯是唯唯诺诺忠顺不违的，不过是，到了这位主人已将面临毁家的阶段，我这个多年的忠仆也就不能不把“爱自己身子甚于爱主人”的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拿了出来，本着“廿四孝”的曾参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逻辑，想一个金蝉脱壳的好借口了。
于是我就在心中暗暗盘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