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为了要达成它的上述不可告人的阴谋企图，不独把这个伪庙，当作同化我东北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时还把它的范围扩大起来，由我带头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域。还规定出大、中、小祭的日期和仪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须前往祭拜。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满的高级官吏，也同样来做祭拜。各伪机关以及学校都须各自建立一个“神庙”，除了大、中、小祭皆须照章施行，还规定不但是须向它下马下车，并且每在它面前经过时，不论是谁，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礼才行。同时还颁布了伪“国本奠定诏书”，以及对伪庙“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个字，来作为吓人的有力武器。更诌出了所谓“唯神之道”，作为汉奸政权对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进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从此不论是伪满的机关或是学校，便都被笼罩在这种伪神的乌烟瘴气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但是曾在伪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一贯大力奉行了日寇的种种侵略政策，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宗教信仰上，也是无条件地推行了日寇阴险毒辣的“攻心”“同化”政策，企图用这种无形的麻醉性的东西来麻痹、欺骗我祖国广大的东北人民。因为这种宗教上的侵略，犹如以鸦片来毒害人一样，特别是对于天真无垢的儿童青年来说，更是不可饶恕的一件重大罪行。像是这样的可耻罪恶真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玷污了民族尊严。
例如，曾有一个伪军官的儿子，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后，便极力向其父母说要赴某处去参加“勤劳奉公”的义务劳动。他的父母不让他去，他还声泪俱下地非要去参加不可，并说这是为了支援“圣战”。请想一想，像是这样深深受到奴化教育的当时儿童和青年，在伪满的强制灌输毒素的教育下，可能不是少数个别人，曾在这种“恶疫”中，受到了种种慢性的毒害，这能不使我这个曾经以身作则的带头人，不仅觉得惭悚莫名和羞愧无地，而且实在是百死不足蔽其辜？
还有，在当时乌云邪气正笼罩着我国东北的祖国神圣领土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实际例子：
在当时凡是在伪“神庙”供职，或是与祭的伪官吏，按照“规定”都得穿戴一种特定的所谓“祭服”。帽子是和京剧中的“审头刺汤”里汤勤所戴的圆翅乌纱帽一个样，衣服也是和京剧中的腰横玉带的文官袍差不多。并且还用红黄等袍色来区别伪官职位的高低。听说有一伪官吏某，就曾被选为伪“祭祀官”，当然每逢“祭祀”之日，他就得穿扮如仪前往与祭。有一天他的妻子女友某某，向其妻子打趣说：
你看你的那口子，穿戴上那套衣装，简直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她听完了这番话，深以为耻，回家便向某伪官吏说：“在什么地方还赚不了钱，何必还穿上那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衣服，活像戏里头的柳录景，现这份活眼！”于是便说服了这个伪官吏，叫他辞了职。于是他们夫妻二人便手携着手离开了伪满的这块沦陷区域，到关内另谋生计去了。
当然这个伪官吏是不值得赞扬的。他妻子劝他辞职的动机，也不见得怎样十分纯正。因为他辞去那个可耻的伪职，只是由于他妻子的说服的力量，只是由于一种外来的刺激，他才离开了这肮脏的敌伪巢穴，并不是由于自动的爱国心和什么真正的民族气节，而且是已经当上了几年的伪官吏，并且还被“拔擢”为参与伪祭的伪“神官”，根本就谈不到对他可以加以原谅的地方。
至于他的妻子，也并不是由于什么真正热爱祖国的民族良心，只不过由于女朋友一番嘲弄话的刺激，才发出了潜在的知耻之念。就是在这廉耻尚存的一点上，才下定了脱离匪窝的决心，说服了她的丈夫，一同另寻生路去了。至于他们进入关内之后，是否走上了真正人民所应走的道路，则是无法知晓的事情，也用不着再去替他们再做无谓的推测，不过是，她和他确是由于知耻而脱掉伪满汉奸的皮，则是一个可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