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这次更恬不知耻地把敌人的祖先迎接回来，作为“建国元神”加以崇敬，不但是自己把它当作“祖宗”般地来祭拜它，并且把它的压力，强加在我全东北人民的头上，强迫广大人民去崇拜它，信仰它，并以伪法律为后盾，定出了“渎神以大不敬论罪”的条款，以致更把东北进一步推入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化、奴役的黑暗深谷中去，而给自己的民族史上添上了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之一页。但我对于这样严重的事情，并未从民族荣辱民族利益着想，仅仅认为迎取别人的祖先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是给自己祖先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同时也是自己个人的极大耻辱而已。从这里也可以充分暴露我真是随时随地仅仅是以自己一家一姓，甚至是一身的荣辱为荣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顾自己，不顾民族、祖国与广大人民的全体利害，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独有的本来面目。相反地，如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这样硬逼我迎祭“天照大神”而尊敬我的祖先，更让我能在伪满去做专制独裁的君主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干涉的话，我还不是将会欢欣鼓舞地衷心对日寇去表示欢迎和感激？先不用说别的，就以我第一次访日为例，不就是曾经对于日寇的所谓“殷勤款待”表示过由衷感谢的么，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
若问反动阶级本质所由来，我可以更具体地来做概要的说明：它的所由来，就是已在前面所说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两下互相严密的结合。
我在当时，正是在这种阶级烙印之下，受着反动思想绝对支配的。但是我既是自幼即被灌入了十足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为什么却这样驯顺地、无条件地听任日寇的摆弄，而把它的祖先唾面自干地恭恭敬敬迎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呢？为什么不设法加以拒绝呢？因为在当时既是一个习与性成的十足封建统治者，既是认为这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种奇耻大辱，难道不会拿出三国时代对刘谌哭祖庙的浑劲来，做一个彻底的爱新觉罗氏的孝子贤孙？因为这在我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极深的人来说，按常理说，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所具有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同时来作祟的结果。固然是就我当时的思想意识来说，“敬先崇祖”的思想，是在我的头脑中占有绝大的支配力量，然而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利己主义，在“敬祖”和“顾身”的比重上，就会在紧要关头，因为贪生怕死的观念起了异样的增大作用，就在自我衡量之下，把个人一身的安危，给无条件地放在首要地位了。这就是说，正是以“个人至上”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极端自私自利观点立场的缘故，才会在真正碰到自己个人的利害关头的时候，就连平日无条件所绝对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宗法观念，也会为了自己个人而把它抛弃不顾的。例如汉刘邦在项羽以他父亲为要挟时，便会说出“如果一定要杀老头子的话，请把他的肉羹分给我一杯尝尝”！又如他在追兵紧紧赶来的时候，也曾把他的儿女推下车去，而自己一人逃了出去。像是这种绝对自私不顾一切的作风，不也就是封建统治者们，所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吗？
以上是我第二次访日的内幕和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
九、奴化侵略政策与“天照大神”
我把伪“天照大神”带回了东北以后，便在我所住的伪宫左侧建立了一个伪神庙，名之为“建国神庙”以及它的“摄庙”（即副庙之意）——伪“建国忠灵庙”。
伪“建国神庙”的罪恶作用是，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来麻痹当时的人心，并且是想用“认祖宗”的异想天开的思想侵略手段，达到同化的卑鄙野心。至于伪“建国忠灵庙”的作用，则是妄想套用日本的“靖国神社”老法子，来**给它当炮灰的人，借以达到它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