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在这种牵线之下，发表了第二次访日的消息，坐上了日本特意派遣来的军舰，抱着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东京，见到那明明知道而故意装聋作哑的裕仁。至于他怎样到车站来接，怎样到我寓所来访问，我怎样去回拜，他们怎样接待我，我怎样回请他们，以及怎样去见裕仁的母亲并旅行中的生活等，都和过去的第一次访日如刻板文章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价值，一概从略，不过我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在我这次访问之中，他们并没有给我定出游览的计划来。因为我这次的访日，是负有“庄严肃穆”任务而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是为“迎神”而来，所以只能是神气十足地求神而来抱神而去。因此，我当然是只有目不斜视、规规矩矩地来完成这“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当我在日本皇宫正式会见裕仁时，我就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教导好了我的话，一字无讹地对裕仁讲了一遍。这位明知故问的裕仁，真亏得他还能假惺惺地对我大打其官话说：
“既然陛下愿意这样做，我只好从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愿”，创意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从命”，请问人类社会上，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国主义，没人会做出这样的丑事，除了地道汉奸，也没人会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这种场面，这种把戏，真可以说不是局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讲完了这篇口是心非的话之后，便站了起来，向着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专等着我去接受的他祖先的“模制品”对我做了介绍。
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长方匣和所谓“三种神器”（即所谓象征“天照大神”的宝剑、勾玉和镜）一一对我做了说明。
这些不伦不类的模造家什，就是后来曾在伪满振过一时**威的所谓“天照大神”的本来面目。
这次的“迎神”，也并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带去了一份礼物呢，内容是伪政权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各种东北土产品，如各种矿产，水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各种标本，古玩和瓷器等。
我这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赴日本的，在东京住了八九天，归途中，在京都的大宫御所又住了几天，六月回到东北。
于是就在“神体”的相伴下，仍搭乘日本的军舰，回到了东北。
这次我访日的心情，则是和第一次的访日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上次，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受到人家以“国宾”相待的滋味，所以对于裕仁以下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满意。至于这次的访问，则是在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特别味道。首先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招数，久已饱尝，尤其是把裕仁的祖先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祭祀，并且还得强忍着满腹的闷气，口口声声说是“甘心情愿”，特别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观点极深的我，更是觉得认人家祖宗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个大侮辱，同时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耻辱。但是谁叫我畏日如虎呢？谁叫我这样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低首蜷伏下来，既是无条件地情愿忍受人家的任意摆弄，结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什么本事可使？
现在我想把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本着学习的态度加以分析。
这种心情之所以整个支配了我，可以说是又一次暴露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还可以充分说明，我的那种自私自利思想，是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首先，我对于日寇的侵占了我东北多少年，对于它的屠杀、镇压和奴役我东北人民，对于它**着我祖国大部分的神圣领土……都曾漠然无动于衷，并且还为虎作伥地帮助敌人，忠实地执行着它的血腥侵略政策，尽心竭力地助长着它的侵略凶焰，使我全东北人民，都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奴隶，长年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悲惨生活。我并没有因此而激发出一丝一毫的人类应有的良心来，而单单一碰到自己，一碰到封建统治者所独具的痛痒之处，才开始感觉到是一种侮辱，这能说是出于自己的良心的正义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