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当汪精卫来看我的时候，吉冈安直自然是不肯放松他那旁坐监视之责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谈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出于汉奸同行相互间的惯用术语——溜须捧盛的滥调之外。例如彼此都在无耻强调着“我们应该一致协力于日本的圣战，好来完满达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历史使命”之类的汉奸习用套语。
当汪正式访问了我之后，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内回访过他一次。而后还为他开了一个宴会。就连在那次的宴会席上，在这两个汉奸头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异梦的干杯。当我们各自举起酒杯时，当然也是要异口同音地“庆祝”一下所谓“日满华合作万岁”的了。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残余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样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来，同时还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汉奸都是怎样地异途同归于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来。特别是那种丧失民族起码应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拼命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丑态，真是已经都到了异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这种不谋而合的丑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卖国奴心情，这种使人作呕的卑鄙龌龊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岂但是无以自解，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八、第二次访日的内幕
关于这次赴日迎接伪“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阴谋的远因来说。当那个曾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致被调回日本闭门待罪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他临离伪满以前到我处来辞行时，尚还没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阴谋毒计而含蓄颇深地对我说：
“现在日满在这样一体不可分的关系上，更应该在宗教信仰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才对。”
在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并未能悟到其中的含义，只不过是姑妄听之而已，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后来，当梅津美治郎继植田之后做上了关东军司令官，命吉冈安直告诉我说，应该亲往日本去迎接伪“天照大神”时，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于是我就思前想后地把一些远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来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伪“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做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恶辣阴谋。只不过是对于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样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伪“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来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关于以上所述各项实例，可见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吉冈，吉冈的传达给我，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一阴谋，是早在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只是在这时到了瓜熟蒂落的时期而已。
对于日寇唯命是听，对于丧权卖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不但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何人皆难忍受的罪恶要求，并且还对于吉冈所吩咐的，既须表示出我是自动赴日本去见裕仁，更须在见到裕仁时，向他明白说出：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衷心自愿，甘愿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伪满洲国来做隆重的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