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要以“遗老”二字来做标榜呢?就是那些在清朝时代曾以“八股文”“试帖诗”起家的老翰林,或是享尽了封建时代为官之乐的学究官僚以及一些由人而“进化”成为书中蠹虫的食古不化的家伙,在他们的唯一显亲扬名的老靠山——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在革命浪潮之前倒塌下去之后,他们既无从认识到为什么要革命的起码原理,也未能认识到旧的东西为什么要被淘汰的客观原因,尤其是不可能认识到在今后应走的道路究竟在哪个方向,所以,只能意气用事地在“小我范围”内来否定一切的新东西,来仇视所有的新事物。再加上纲常名教的旧毒素和儒家正统思想从中作祟,结果是在种种不如己意的俨然事实面前,便只能是拿过去曾在殷末周初,因为不肯去吃周家的粟饭,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来标榜自己,借此姑且作为安慰自己的麻醉剂和提高自己声价的骗人招牌而已。
不过,在当时的成千成百的所谓“遗老”之中,也并不都是同一类型的老古董。也就和他们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样,他们想当“遗老”的心情和动机,也并不是能等量齐观的。概括地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是因为受了孔家店的遗毒深,在他们头脑之中,再没有一点点空隙来容纳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恰恰像是书籍中的蠹鱼一个样,完全变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例如,闻铁路而伤心、见电杆而陨涕的清末某御史;如为了争取给同治立后而以“尸谏”闻名的吴可读;以及到了民国以后尚且在光绪陵墓处“庐墓植树”好几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认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他们认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国家,皇帝就是他们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们的外形表现是:至死不肯剃掉辫子,绝对不肯做中华民国的官……可以说是除了碰到马列主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科学阳光,他们都是些死不回头的盲目殉教者。
还有一种,就是顽固纵然顽固,所受的儒学毒素也很深,但他们认为要做一姓家奴也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东西。何妨拿“遗老”之名,博取一个所谓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如什么“太子少保”“太保”“太傅”之类的头衔。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固然在当时已显得过了时,并且也不会由此而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实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仍是在死后“出讣文”“续家谱”时的“光荣资料”。他们不但是把那些“南书房行走”“毓庆宫行走”以及什么“懋勤殿行走”的有名无实的老古董头衔当作是生前必争的事业,就是对于死后的“谥法”,也都是这些位老先生斤斤计较和寤寐以求的最后目标。例如,赵尔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请我给予他“谥法”。还有康有为在死后,也曾由于我身旁另一派学究们胡嗣瑗等认为康曾“得罪”过慈禧,死后不应“赐谥”,于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声言要和阻挠赐谥的老头子以老拳相见。就连我的启蒙老师陈宝琛和那臭名扬溢的郑孝胥等,我都认为他们确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记得陈宝琛在七十寿辰之前,在毓庆宫给我授课时,他忽然无意中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办寿大事,同时也想起了满足自己虚荣的妙法,于是就向我说:“臣生日时,就请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赐臣作寿吧!”他得到我的点头之后,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说:“皇上在念书时,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就说:‘这两句诗恰像老师,老师过生日时,我就把这两句写成对联给老师吧!’既是皇上这样说,就请你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请皇上照着写吧!”固然在他办寿之日,他对他家中的广大贺客曾做出这样的吹嘘来,我在紫禁城内是无从听见,不过是他对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实,那么,对其他贺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