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位陈宝琛师傅推荐了郑孝胥和罗振玉后，在当时，我确曾觉得郑、罗二人是和那些气息奄奄的遗臣不同。尤其是郑在谈天论地时的唾沫乱飞和他那擅长表演的声泪俱下的激昂态度，更是吸引了我，这就是使我对他另眼相待的一个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就破格地特派他为小朝廷内的“总管内务大臣”，位在旧有的绍英、耆龄和宝熙以及我的岳父荣源之上。后来又添了一个金梁。于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范围内，还曾掀起了一场狗争食的小风波。后来在老髦圆融的所谓“陈宝琛老太傅”的居中调停下，我才把这个最不安分的郑孝胥改派为“懋勤殿行走”，同时也把罗振玉派在“南书房行走”。于是，又在陈、罗的呼朋引类下，在“南书房”除了原有袁励准和罗，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杨钟羲和王国维等人。这样，把我层层包围在中心的遗老网就形成了完全合围的新形势。一直等我到了天津，还是在这换汤不换药的包围圈中，使我过着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连我后来从天津而旅顺，由旅顺而长春的汉奸生活中，也是和郑孝胥、罗振玉辈的积极“帮忙”分不开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过去，就得痛恨我过去的自己，同时，我也痛恨这帮由始至终拖我下水的万恶“遗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