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忘了再确认香港到台北的机位，使得从上海飞香港的我在转机处被告知机位已取消，“那我怎么办？”多愚蠢的问题，对方说等候补吧，一小时后才能确定。换言之，如果没补上，我只有两条路，等最后一班或打地铺。
离起飞时间还有九十分钟，我开始阅读自己的证件簿，一本护照、台胞证及过期的港签，上头的照片都不一样，像三个人。
旁边一群人叽叽喳喳，回台北的，转北京的，真像货物，差别的是回乡或返乡。那位老先生七十过五了吧，瘦得像眷村的违章建筑，着黑西装，戴一顶古物级的黑色瓜子帽，帽圈上竖了根牙签，挺别致的。他看来久病初愈，养足一口气、存够一笔钱要回去探亲，他的脸像揉皱的旧报纸，框着宽边厚片眼镜，没表情了；擒烟的手指抖得很厉害，烟灰存不住，叨叨絮絮落在西装上。这么个人简直像旧书摊后头仓库滑出来的一张当票，要去赎回什么似的。陪他的胖男人也上年纪了，大概是朋友，此时正在柜台为候补机位嚷嚷。老先生一句话打三个结跟旁人抱怨，乡音浓，我根本听不来，倒是从搭话者的回答摸出几片意思：今天从台北飞来，原该转机飞大陆的，忘了带台胞证给拦下了。胖男人交涉无功，在他面前一径告罪：“都怪我笨好不好，咱们先回台北，再来么！”老先生不搭腔，像个执拗的孩子，椅子边四条三五烟、两盒月饼，他低头闷闷地看，胖男人只差没跪下磕头。我心想，万一我补上而他俩没补上回台北的机位，就让他先吧，这么个深夜，总不能叫一个老人家两边靠不了岸。
幸亏全补上，椅子尚未坐热，中正机场到了；一下机，胖男人同时与我打电话，居然都是：“回到家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中时·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