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是荒野上饥饿的鹰，也不愿做肥硕的井蛙！”执是之故，我学会捆绑行李。
总是独自走上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安顿自己。小学毕业，明明附近有所初中，我却跑到离家四十分钟车程的初中就读。好不容易与他们熟了，成为一分子；明明附近有几所高中可供选择，却大胆地跟导师讲：“我要去台北考高中！”第一次，我知道北一女、中山、景美等学校，我问老师志愿顺序，他不大确定，但终后帮我排妥。他没问万一考上了，怎么安顿？我没提，那是我自己的事。拿到准考证，回家才跟家里提，家人一向不管我功课。那时父亲刚逝两年，母亲出外工作兼了父职，阿嬷管田地、家园，我是老大，弟弟妹妹才小学。谁管得到我？也不需任何人叮咛，我跟老天爷杠上了，赌一口硬气对自己讲：“你要是没出息，这个家就完了！”
十五岁，捆了今生的第一个行李，连牙刷、毛巾都带走。屋前厝后，巡了一趟，要狠狠记住家的样子，躲在水井边哭一场，仿佛忽然长大了五岁。我不嫉妒别人的十五岁仍然滚入父母怀里，睁着少女的梦幻眼睛，而我却得为自己去征战，带刀带剑地不能懦弱。
所以，孤零零地在台北寄人篱下，每天花三个钟头来回新北投一所高中与复兴南路的亲戚家。台北火车站前，清晨卖饭团的妇人，我拿她当妈妈。坐在淡水线火车上，饭团啃完了啃书本，每本书烂得软趴趴；课堂上，闭眼睛都知道老师说错一个年代。
那时，校内的读书风气不盛，许多人放学后赶约会、跳舞、逛士林夜市；情况好的，赶补习班。我没有玩的权利，也没经费课外补习。还是那副硬脾气，就不相信出考题的能撂倒我，非上好大学不可。
这样逼自己，正常的十七八岁身心也会垮的。平常，没谈得来的朋友。她们追逐影星、交换情书，我没兴致；我想谈点生命的困惑与未来梦想，她们打不起精神。我干脆跟稿纸谈，谈迷了，就写文章、投稿，成天在第二堂下课冲到训导处门口的信箱，看有没有我的信？若是杂志社寄来刊稿消息，我会乐得一看再看，看到眼眶泛红；大报副刊寄回退稿，则撕得碎碎地喂垃圾桶，我想：“总有一天……”为了那一天，吃多少苦都值得。
我做事一向劲道猛，非弄得了若指掌不可。迷上写作，连带搜别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他们写得好，我写不好，道理在哪儿得揪出来才能进步。常常捧着两大报副刊上的名家作品，用红笔字字句句地勾，我不背它们，我解剖它们，研究肌理血脉，渐渐悟出各有各的路数，看懂名家也有松垮垮的时候。那时很穷，买不起世界名著，铁了心站在书店速读，霍桑《红字》、赫塞《流浪者之歌》、《泰戈尔全集》、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有些掏钱买了，其余则浏览，希望将来变成大富翁全娶回家，看到眼瞎也甘愿。“世界太大，生命比世界更大，而文学又比生命辽阔！”我决心往文学走，不回头。
缺乏目标的年轻生命好比海上漂舟，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里去，考大学只是眼前目标，我知道为什么必须上大学，不是依社会价值观、师长期待或盲目的文凭主义，而是依自己对生命的远大梦想。
高二暑假，我写了一封信回宜兰，告知已从亲戚家搬至大屯山学校附近的别墅，月租三百元，由于没钱上补习班必须靠自己拟定“大学联考作战计划”，因此今年不回家割稻了。“身上尚有稿费及打工赚得的钱九百八十七块，够用两个月了。请家里放心，我会打胜仗的。”
每天，依例凌晨四点起床早读，按照作战策略，这个暑假必须总复习所有科目并预读高三功课（已搜得学姐的旧课本），至少做一遍从各补习班、明星学校搜集的题库、试卷及历年联考试题，并且每隔半月“验收实力”——看自己能考上哪一个“混账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