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总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被论，乞罢，因言：“清口宜浚，黄河故道宜复，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减水闸坝不必用。”帝不允辞，而诏以尽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则言：“海口沙不可劈，草湾河不必浚，腰铺新河四十里不必开，云梯关不必辟，惟当急开高堰，以救祖陵。”且言：“历年以来，高良涧土堤每遇伏秋即冲决，大涧口石堤每遇汹涌即崩溃。是高堰在，为高、宝之利小；而高堰决，则为高、宝之害大也。孰若明议而明开之，使知趋避乎？”给事中黄运泰则又言：
“黄河下流未泄，而遽开高堰、周桥以泄淮水，则淮流南下，黄必乘之，高、宝间尽为沼，而运道月河必冲决矣。不如浚五港口，达灌口门，以入於海之为得也。”
诏并行勘议。
企程乃上言：“前此河不为陵患，自隆庆末年高、宝、淮、扬告急，当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迨后甃石加筑，堙塞愈坚，举七十二溪之水汇於泗者，仅留数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潴蓄日益深，安得不倒流旁溢为泗陵患乎？今议疏淮以安陵，疏黄以导淮者，言人人殊。
而谓高堰当决者，臣以为屏翰淮、扬，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开周家桥注草子湖，大加开浚，一由金家湾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婴沟入广洋湖达之海，则淮水上流半有宣泄矣。於其北十五里开武家墩，注永济河，由窑湾闸出口直达泾河，从射阳湖入海，则淮水下流半有归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义也。”会是时，祖陵积水稍退，一魁以闻，帝大悦，仍谕诸臣急协议宣泄。
於是企程、一魁共议欲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而督漕尚书褚鈇则以江北岁祲，民不堪大役，欲先泄淮而徐议分黄。御史应元折衷其说，言：“导淮势便而功易，分黄功大而利远。顾河臣所请亦第六十八万金，国家亦何靳於此？”御史陈煃尝令宝应，虑周家桥既开，则以高邮、邵伯为壑，运道、民产、盐场交受其害，上疏争之，语甚激，大旨分黄为先，而淮不必深治。且欲多开入海之路，令高、宝诸湖之水皆东，而后周家桥、武家墩之水可注。而淮安知府马化龙复进分黄五难之说。颍州兵备道李弘道又谓宜开高堰。鈇遂据以上闻。给事中林熙春驳之，言：“淮犹昔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则河身既高，而淮受倒灌，此导淮固以为淮，分黄亦以为淮。”工部乃覆奏云：“先议开腰铺支河以分黄流，以倭儆、灾伤停寝，遂贻今日之患。今黄家坝分黄之工若复沮格，淮壅为害，谁职其咎？请令治河诸臣导淮分黄，亟行兴举。”报可。
二十四年八月，一魁兴工未竣，复条上分淮导黄事宜十事。十月，河工告成，直隶巡按御史蒋春芳以闻，复条上善后事宜十六事。乃赏赉一魁等有差。是役也，役夫二十万，开桃源黄河坝新河，起黄家嘴，至安东五港、灌口，长三百馀里，分泄黄水入海，以抑黄强。辟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石闸，泄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矣。
然是时一魁专力桃、清、淮、泗间，而上流单县黄堌口之决，以为不必塞。
鈇及春芳皆请塞之。给事中李应策言：“漕臣主运，河臣主工，各自为见。宜再令析议。”一魁言：“黄堌口一支由虞城、夏邑接砀山、萧县、宿州至宿迁，出白洋河，一小支分萧县两河口，出徐州小浮桥，相距不满四十里。当疏浚与正河会，更通镇口闸里湖之水，与小浮桥二水会，则黄堌口不必塞，而运道无滞矣。”从之。於是议浚小浮桥、沂河口、小河口以济徐、邳运道，以泄砀、萧漫流，掊归仁堤以护陵寝。
是时，徐、邳复见清、泗运道不利，鈇终以为忧。二十五年正月，复极言黄堌口不塞，则全河南徙，害且立见。议者亦多恐下啮归仁，为二陵患。三月，小浮桥等口工垂竣，一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