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尚书李承勋言：“永乐中调军番上京师，后遂踵为故事，卫伍半空，而在京者徒供营造。不若省行粮之费，以募工作。”御史鲍象贤请分班军为三，二入营操，一以赴役。通政司陈经复请半放之，收其粮募工。皆不行。久之，从翊国公郭勋言，宽河南因灾不至班军，而谕后犯者罪必如法。兵部因条议，军士失期，治将领之罪，以多寡为差，重者至镌秩戍边。报可。其后边警棘，乃并番上军为一班，五月赴京，十一月放还，每岁秋防见兵十五六万。仇鸾用事，抽边卒入卫，凡选士六万八千余。又免大宁等卫军京操，改防蓟镇，班军遂耗减。丰城侯李熙核其数，仅四万人，因请改征银召募，而以见军四万归营操练。严嵩议以“各卫兵虽有折干之弊，然清核令下，犹凛凛畏罪。若奉旨征银，恐借为口实，祖宗良法深意，一旦**然”。帝是之。折干者，卫卒纳银，将弁以免其行，有事则召募以应。亡何，从平江伯陈圭奏，仍令中都、山东、河南军分春秋两班，别为一营，春以三月至，八月还，秋以九月至，来岁二月还，工作毋擅役。
隆庆初，大发治河，军人惮久役，逃亡多。部议于见役军中，简锐者著伍，而以老弱供畚锸。
万历二年，科臣言，班军非为工作设。下兵部，止议以小工不得概派而已。
时积弊已久，军士苦役甚，多愆期不至。故事，失班脱逃者，罚工银，追月糈。
其后额外多征，军益逃，中都尤甚。自嘉靖四十三年后，积逋工银至五十余万两。
巡抚都御史张翀乞蠲额外工价，军三犯者，不必罚工，竟调边卫。而巡视京营给事中王道成则言：“凡军一班不到，即系一年脱伍，尽扣月粮。本军仍如例解京，罚补正班。三年脱班，仍调边卫。”并报可。卫军益大困。
后二十九年，帝以班军多老弱雇倩，令严饬之。职方主事沈朝焕给班军饷，皆佣诸丐，因言：“班军本处有大粮，到京有行粮，又有盐斤银，所费十余万金，今皆虚冒。请解大粮贮库，有警可召募，有工可雇役。”部议请先申饬，俟大工竣行之。是时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之初意尽失矣。
又五年，内庭有小营缮，中官陈永寿请仍用班军，可节省。给事中宋一韩争之，谓：“班军输操即三大营军，所系甚重。今边鄙多事，万一关吏不谨，而京师团练之军多召募，游徼之役多役占，皇城宿卫多白徒，四卫扈从多厮役。即得三都司健卒三万，犹不能无恐，况动以兴作朘削，名存实亡，缓急何赖哉？”不听。四十年，给事中麻僖请恤班操之苦。后六年，顺天巡抚都御史刘曰梧言班军无济实用，因陈募兵十利。是时，法益弛，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
启、祯时，边事汹汹，乃移班军于边。筑垣、负米无休期，而糗粮缺，军多死，班将往往逮革。特敕兵部右侍郎专督理，铸印给之，然已无及。
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