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危机存在于微观还有宏观两个层面上。首先价格就有问题，国家可以干预公共交通和电力价格，但绝对不能干预肉和粮食价格，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必须放开价格管制。
在目前的政府思维中，政府一方面依靠市场，另一方面干预市场。只有依靠市场，才能生产财富，没有市场就无法生产出财富；只有干预市场，才能在市场失灵时，让权力有用武之地。因此二者都需要。
权力的干预，应以尊重市场为前提。前段时间吴敬琏先生也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有些官员自认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乃至于视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为无物，试图“驾驭”市场。这种思维不是一天形成的。
“驾驭”与“干预”尽管一字之差，就眼下危机对中国而言，令人担忧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问题。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大部分还是投到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自然也有对市场认知不够的一面。
在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走钢丝
——江平美国的做法好像“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
江老，您一直研究和推动法律对市场的监管，在当前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势下，法律到底如何合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江平：
这个问题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比如现在热议的《劳动合同法》，在这个时期出台是不是合适？据我所知，现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济学家是否定的，认为在中国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是不合时宜的，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可是我的看法是，法律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准绳，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的保护，水平肯定要提高，不能够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有人说对劳动者保护的条件过高了。确实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体现出如何规定，但如果认为在时代背景下太过超前，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不同意。因为，总要有个基本判断的东西：要不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保护到什么样的程度更合适。
总的来说，这部《劳动合同法》是法律和经济相互促进的典型案例。有人认为现在《劳动合同法》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但是从国际国内经济因素分析来看，恐怕还很难说《劳动合同法》是主要的原因。
《劳动合同法》充当了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信号，但对一些企业而言，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反垄断法》到底超前不超前？这也是个问题。国际竞争的秩序要求有一部《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个事情无可厚非。但是，里面有些地方规定得比较模糊，不是很具体，这个是可能有的。立法本身就存在多方利益的冲突，要使各种不同利益相互平衡。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西方国家纷纷使用宏观调控的办法来治理经济，所以现在有人说，美国的做法好像“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对我们搞法律的人也是一个考验。200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对经济的看法和做法有着明显的转变，或者是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是相当大了，国务院接连的常务会议，对十大行业都做出了具体的部署。国家对于行业有了很大限制，过去很柔性的政策现在很刚性了，比如造船业，多少吨以下的不能造，不能批准。这对法律人士来说确实产生了一个问题：“公权”和“私权”到底该怎样去理解？我们所讲的那些市场经济的法则到现在是不是过时了？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个规律，即拯救经济只有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种选择，或者用国家和市场两种手段而已。现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的成分更多，合理使用公权就显得重要；过段时间不需要那么多调控了，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成分就更多，强调保护私权就显得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