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说来容易，实在又难见其效，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都未见得能有明显改善。也正因见效之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它为真正的工作着力点。基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他们的“最优”选择，就是保住自己在位的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预设的8%以下，即便今后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不惜上马那些原本已被弃如敝屣的“两高一资”项目，尽可能将矛盾往后推移……但愿，这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如何打造创新型国家
——张文魁研发与市场“两张皮”。
您认为还有什么因素更为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的创新进程？
张文魁：
实际上我们突然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打上了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与市场经济的需求不是很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改革最慢的部门是什么？科教文卫，首当其冲的就是科研。
在“两弹一星”背景下，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我们把它叫做“创新供给促进政策”。这种体系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政策和科技计划，如《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等，旨在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研制开发相关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技术的，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家的创新资源都投向了科研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且那些供给不需要市场需求拉动，像“两弹一星”，造出来放在那里，更不用考虑买家了。
那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政府采购。即使是采购，像军用品都是军方直接订购直接付款，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需求。这样就导致我们过去的创新体系是个“闭循环”。
这个“闭循环”就是，研发项目一直沿着“立项目—要资金—出成果—搞鉴定—评奖项—调职称—立新项”的封闭路径，无法与市场接轨，导致研发与市场“两张皮”，浪费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创新项目具有强烈的鉴定和评奖导向，而不是市场和效益导向。许多研发成果获奖一大堆，专利也不少，但能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鉴定和评奖导向也显著地增加了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有很多连鉴定都是假的。前些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汉芯”项目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研发资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这种立项和鉴定都缺乏科学性，与市场是脱节的。其实研发产品真正的前端应该在市场，首先考虑需求，再通过相应的政策来配套拉动。仅仅组织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项目攻关，并不能保证攻关成果顺利转化为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更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真正符合市场需求了。要做到这点，就要靠一种与“创新供给促进政策”相对的、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创新体系来实现，这就是“创新需求鼓励政策”。最近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个。
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政府通过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价格优惠等措施鼓励用户购买创新产品，通过强制性标准和倾向性措施引导民众使用创新产品，或者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购买创新产品。毕竟，建立在技术研发基础上的创新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初，由于生产规模小、研发费用分摊大，甚至生产工艺还不太成熟，加上社会化的生产配套体系没有形成，生产成本高从而销售价格往往比较高，需求受到抑制。同时，创新产品的性能可能还不为外界所熟悉，会导致使用意愿低。
过去，发达国家曾经也以供给促进政策为主，如欧洲国家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和日韩在微电子领域都组织和资助过大型的研发活动。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外越来越重视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创新供给促进政策退居其次。国际上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需求鼓励政策，往往比研发资金拨款等供给促进政策更能有效地带动创新，促进创新走向“研发—生产—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通过创新需求鼓励，如税收优惠、区别性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等政策，以及标准设定和倾向性措施，一些国家各自形成了具有创新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像美国的国防工业、韩国的微电子工业、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节能和环保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它们的需求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
中国应该说已经开始引入创新需求鼓励政策了。你看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就明确规定，要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国家税务总局也表示，将对混合动力汽车等产品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刚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供给促进、轻需求鼓励的观念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创新资金分配，已有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大型飞机等16个重大专项，目前已开始或准备实施。但从配套角度讲，还应通过强制性标准、政府采购、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创造和扩大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同时要相应改革创新资金的分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