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上一揽子刺激内需的政策，才带动了中国经济从2001年出现拐点，2003年以后连续5年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经验。
能不能这样说，当时的扩大内需有些“种瓜得豆”的意味？真正的内需并没有拉动，而是扭向了一个出口拉动经济的形势？可以说也有这一方面因素，但更多的并非如此。比如住房改革、民营企业出口权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次改革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一再强调要在改革上面下足措施。
中国分配改革大多不是立法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
——江平社会保障必须要有金钱做保障。
诚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当前一些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食品安全事件和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接连发生。您认为法治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秩序？
江平：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现在讨论最热的《社会保障法》，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安全网”），社会各界总的来说都是拥护的。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行啊？
《社会保障法》以前也曾多次讨论如何完善，但最后都搁浅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必须要有金钱做保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无法保障全体民众的利益。在这里面，如何把8亿农民也纳入全民保险是非常困难的。坦率地说，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大而发展的。有些城市现在发消费券，可以看出，只要是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保障就更完善。
医疗和社会保险，是现阶段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我没有太多的专门研究，但涉及收入的分配、公共事务的投入，大多不是立法的问题，更多是执法的问题。比如现在对高收入的人提高税收，基本的法律规定有了，但是否能缩小两极之差，这是执法的问题。这很难做到有效监控，关键是执法太松，缺乏执法处罚的力度。
我们曾经多次讨论遗产税的征收，现在也是没有下文。在发达国家遗产税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有媒体报道日本的一些贵族过世后，土地遗产是天文数字，而遗产税必须用现金交付，当然就必须拿土地变卖了。这样看来，遗产税确实是“杀富济贫”的重要手段。
虽然中国不存在太多私有土地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动产越来越多，遗产税有很大的征收空间。
产能过剩只能中国消费者来消化
——夏斌 “华尔街喝醉了”，必须中国自己喝。
中国上半年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您为什么强调“不仅是总量政策，更应是结构政策”？
夏斌：
首先要指出，之所以要关注复苏中的结构问题，是由于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结构中的不合理、不均衡影响了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也影响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讨论结构问题是为了讨论GDP的增长问题，还有是为了讨论总量问题。
眼前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当然也涉及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当前讨论结构问题绝不仅仅是去讨论经济系统中间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问题，比如能源供给问题、某一个产品的供给结构问题等等。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总量出发，经济能不能在复苏形势下保持下去，这是个重大问题。
关于结构问题，我认为时下有很多观点存在误区，容易混淆几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应该清醒认识和厘清这一问题。比如：
地区结构、城乡结构问题，涉及财政转移支出、投资资金的分配、消费支出的问题。一般讨论的是既定消费总量的分配，更多时候谈的是在一定的投资总量下，如何向落后地区、向农村倾斜，讲的是既定总量下的投资分配问题。
产业结构，讲一二三产业结构，讲的是一定投资总量下的合理分配问题，讲的也是投资本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