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球化，但不要全盘西化
——刘伟人民币封闭起来，就能屏蔽掉风险吗？
为避免经济下滑，当局可能寄望调整汇率政策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放慢升值步伐。如今已经出现人民币从升值转向贬值的趋势。这样一来，中国应该如何从根本上调整汇率政策？
刘伟：
这就是汇率机制的问题。
国内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这次避开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包括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货币不是自由货币，中国的金融体系开放得还不够，基本上是封闭起来的，所以屏蔽掉了风险。为什么没受到正面冲击呢？因为你落后。
不妨打一个比喻：乙看到甲游泳时不小心呛水，就为自己不会游泳而窃喜。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为优势总结。
那么，经过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调整，大家要看到，中国的方向是国际化和市场化，人民币也一定要国际化。而且，伴随着国力的提高，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肯定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方向。
这场危机告诉我们，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要盲目地货币自由化，但又不能由此反对或阻碍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方向。难道更加封闭就好吗？
中国的货币政策一如心脏需要供血，但血管这儿被堵塞。
通过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考验，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哪些不足？在危机到来时，我们使用金融工具时都出现了哪些问题？怎样改进？
刘伟：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肯定有问题，各个国家的货币问题都在通过这次危机进行自我检讨。有人认为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用，甚至认为危机是货币政策惹的祸，然后让财政政策来买单。
但在中国，说句老实话，不是货币政策不够松，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整个社会制度，使得整个货币的扩张传递不出去，实现不了，这个是很要紧的问题。比如心脏需要供血，但是血管这儿被堵塞。这恐怕是将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这次危机验证了中国过分的外需依赖，不过这个判断我不是很同意。什么叫过度？你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度？
中国要是真正进入西方的一体化，弄不好自己要承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要反对的是一体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和发达国家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么一体化？我们是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社会、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制度怎么一体化？
所以一般我们不要撇开国情和国际的现实，去盲目地简单讲一体化，像历史上东欧的一体化实践都证明是失败的。
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对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一种趋势，是遏制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全球当中的一部分，中国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一定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容。
上述几个问题，都是对中国体制影响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有四项理由主张地方发债
——魏加宁减税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
当前经济形势之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减税呼声很高。对此您认为有没有较好的改革举措，纾解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群体的眼下之困局？
魏加宁：
这个问题其实是财税改革，即增值税转型。它一方面可以起到减税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设备更新。现在中央正在做，估计要减税1200亿元，对此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目前这种经济环境下，减税是一个首选的政策，它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这是学者们的共识。
除此之外，个人所得税能不能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其实国外就是这样的政策，这有两方面好处：一可以减税，有抚养人口就可以减少税收，减轻家庭负担；二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夫妻没有必要两个人都去工作，妻子可以在家照顾家庭。因为减税的时候把抚养人口的部分剔除了，然后家庭赋税的压力大大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