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次救市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在2009年还显示不出明显的通胀表现。虽然下去很多货币，但由于货币本身有时间的滞后性，一般情况是长则两年，短则半年。在西方，一般是6到8个月，我们国家大概是7到24个月，所以2009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使得贷款大概已经超过8万亿元。总之，我们实施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赤字就已经9000多亿元了啊，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了嘛，通常财政赤字3%，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1万亿。
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两个车轮”。这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拉动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
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中国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得到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现在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
关于中期，未来两三年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举措，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那失业率在短期内就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过了这个时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
也便是，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经济滞胀，即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样就使得宏观总量政策很难抉择，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要求的宏观调控的方向是相反的。
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是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在经济学上，本来宏观调控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反通胀，一个反失业，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现这两个目标同时有问题，那么宏观总量政策就没法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就出现过这种问题。
当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时出现，关键是能不能置换得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点。
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