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宁可把货币发行权留给市场、留给民间的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权力手中。至少因为市场的压力，避免了许多混乱和风险。
正因如此，山西的票号，多数时候还是经营得颇为兴旺的。因为它们要想使自己的钱庄世世代代经营下去，就必须懂得信誉和声誉的重要性；滥发票号，最后会导致自己的钱庄崩溃。
事实上，《货币战争》的逻辑有许多隐形的假设，最后一概没有解析清楚。整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假设：民间私人银行或私人股东掌握货币发行权，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逻辑。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开始有所膨胀了，普遍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陈志武：
因而，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人已经开始飘飘然了。对他们讲法制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
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但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所以，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