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关闭海外分行机构，他能有什么办法？一尊泥菩萨除了坐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过河？
保守的帕金斯最终选择保守做法：关闭30家海外分行。规则很简单：赚钱的留下，赔钱的关掉。
帕金斯认真阅读了有关各个海外分行运行情况的报告，并将其中的关键数字记录下来。
他一边在草纸上记下这些分行的盈利或亏损情况，一边在这些分行名称的前面写上序号。
序号分为两种：一是能够盈利的分行机构的排序，一是正在亏损的分行机构的排序。
分行的两种情况使他不时地会心微笑或沮丧地摇头。
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花旗银行在中国分行的效益：中国分行的业务居然年年在增长，利润惊人。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尚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但看来局势并不妨碍花旗银行在中国赚取大量利润。
还有一个情况曾不被帕金斯所重视：米契尔还未辞职时，他就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说花旗银行全体投资人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当年正是大萧条顶峰，花旗银行的钱袋被疯狂的取款人掏空。而中国分行却源源不断地将利润流向华尔街总部。正是由于在中国赚取的几百万利润，当年投资人才拿到分红。
当时帕金斯还只是在管理农民信托公司。他对海外分行产生的利润并不是很关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眼下他已经坐在了主席的位子上，他的眼里最想看到的词语就是利润。
所以当他看到中国业务的趋势图是一直向上而不是向下时，他才真正惊诧来自于中国的力量。
花旗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帕金斯的重视，全部被保留下来。
抛开效益这一刚性规则，花旗银行中国分行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因素。
这得从花旗银行中国分行的出身说起。1901年9月，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需要向美国政府赔偿2500万美元。为了收取这笔赔偿，美国在华设立金融机构。
这只是一个借口。当时的清政府财力不足，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赔偿，只好答应逐年偿还。这就为美国在华设立金融机构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并不在乎这2500万美元，他所在乎的是通过美国金融机构的进入而促进中国门户的开放，为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铺平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际银行公司在华开办机构。后来，美国国际银行公司被花旗银行收购，国际银行公司在华设立的机构摇身一变成为花旗银行中国分行。也就是说，花旗银行中国分行的出身是带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的。在帕金斯眼里看来，这些政治背景极其可靠，它能保障花旗在华的安全。
花旗银行中国分行负责人麦肯凯曾向他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是愿意结交与他同样贫困的亲戚，还是更愿意攀上富裕的亲戚？答案显然是后者。这个不需要帕金斯回答。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贫困家庭，而高度发达的美国就是那个富裕的亲戚。在当时中国当政者眼里，美国自然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肩负美国政府重要使命的花旗银行自然会受到高于别人的尊重。
麦肯凯认为应该扩充在华的分行数量。帕金斯认为，中国的确是花旗银行的福地。
除了中国，哪儿还是花旗银行的福地呢？
帕金斯将这些被取消的海外分行机构从花旗银行海外网络地图上抹去。
他抹的不是地图，是损失。随着他对这些亏损机构的取消，花旗银行一下子从一个背负千斤、老态龙钟的老太婆变成了一身轻松的花季少女。他的减法，为花旗银行剪去了许多包袱和赘肉。
对于这次关闭行动，帕金斯始终觉得不够理性。这次削减行动就像是一次卖唱，不论客人长相好坏，只要给钱多就是贵客。虽然生意的本质就是盈利，但过于看重这一点，他觉得会使自己没有远见。
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呢？哪种做法才能凸显自己的远见呢？帕金斯静静地坐着，思维在不停跳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