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波被任命为花旗银行巴西分行中最大一家分行的负责人。花旗银行在巴西总共有11家分行，但最重要的却只有这么一家。修波到了巴西后才发现，他是唯一的被瑞斯顿派来的人。他立刻有了孤独感。
这正是瑞斯顿的用人策略。瑞斯顿始终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思维：世界各地分行的最好管理人员一定是在本土中产生，花旗总部派出的代表的主要职责就是管家，管好资本和利润，管好家产和人事。剩余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去做。
瑞斯顿的这种做法在花旗银行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经验。当年花旗银行在中国开办分行时，极具天才地开创了一个与当地人合作的模式：买办。就是通过雇佣当地的人或者与当地的机构进行业务合作，从而完成既定的业务目标。尽管利润会被分出一部分，但业务总量却要比单靠自己开发要大很多，最终依然会在利润总量上收获颇丰。
这里面的秘密就是当地人比花旗人更懂得当地人。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两套规则：一套是摆在桌面上的明规则，一套是暗地进行的做法或被大多数人默认的习惯。后者比前者更有效，或者更有杀伤力。有些时候如果按照前者进行，也许忙上一辈子都不会有结果。而如果用后者的话，也许只需一秒钟。
而使用哪种方式，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对环境的了解和对当地人情关系的把握。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花旗银行的人，哪怕是最精明的人也无法达到要求。唯一的做法就是要聘请到当地最精明的人。
起初修波并不了解这一点。他到达巴西后，曾对克拉克说：或许我应该在巴西娶个老婆，要不太寂寞了。这只是句抱怨话。克拉克对他说：你有大量时间可以打发孤独。言外之意：你无需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将总部预期的利润赚回来就行了。高层的决策逼着他必须学会利用当地人做事。
这就是瑞斯顿式策略：利用花旗的名声在阿拉伯国家吸收存款，同样是利用花旗的名声在巴西找到最好的项目发放贷款，跑腿的永远只是当地人，花旗人只是掌管着头脑。这看起来相当高明。
弗里德曼的风险防范系统只会客观地分析各种数据，这些数据足以支撑他们对巴西投资的利好判断。但是在与政府做生意时，人性或许比客观的经济数据更重要。这一点瑞斯顿深深认同。
减弱石油禁运时间对巴西经济的影响，这是摆在刚刚担任总统的高瑟尔面前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受到新总统的高度信赖，西蒙森被任命为巴西财政部长。这一点被瑞斯顿押中。但西蒙森必须立即帮助总统解决难题，否则总统也会很容易地将他从还未坐稳的财政部长职位上拿下来。
瑞斯顿想：必须弄明白当前的巴西局势，以及高瑟尔和西蒙森的政治心理。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向来微妙。经济决定着政治，但又有谁能否认政治不在局部决定着经济呢？尽管当前巴西的各项数据足以让投资者放心，但如果政策发生大的变化，一切数据都将会瞬间变脸。
摆在高瑟尔和西蒙森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提高油价。巴西本来就不富裕，阿拉伯国家提高了油价，误伤了巴西。高瑟尔可以用提高国内油价的方式来应对不断上涨的国际油价市场。第二条是保持现有的油价不变。通过借钱来解决国际油价与国内油价之间的价格缺口。
不同的道路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结局。如果采取第一条道路，将会对巴西的经济产生重创：提高油价会增加各项产业的运营成本，从而是国内投资减少，最终会使经济发展变得极为缓慢，甚至会倒退。如果采取第二条道路，国家负债运营，将会给政府的未来挖下一个巨大的经济坑。如果未来经济的发展能够填平这个坑，那说明借债是正确的；如果未来经济的发展不能填平缺口，国家将长期背上沉重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