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瑞斯顿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的一个套：如果他们能够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这恰好能被花旗银行在对拉美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时用得上；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数据或者提供的数据毫无价值，那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也并不了解，从而间接说明了他们不具备承担美元回流重任的能力。即便是他们采取促进美元回流的举动，那也绝对是掩人耳目、充充样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花旗银行的要求感到头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感兴趣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向来只是粗暴地批评。这等同于一个粗心的家长，他向来只关心已经成为富翁的大儿子的生意，对一事无成小儿子，通常只是见一次骂一次，而当别人问及小儿子的信息时却毫无所知。
况且，由于受到的只是批评和痛骂，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帮助，发展中国家就像小儿子一样充满叛逆，他们不仅不会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条约和制度，而且也不会主动汇报本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偶尔的汇报，也只是说些好听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该国的经济状况。
为了不使自己在花旗银行面前出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好采用最保守、看起来最明智的方法：拒绝向花旗银行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不应该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隐私提供给一家商业银行。听到这个消息，瑞斯顿很开心。他的担心去掉了一大半。
世界银行倒是看上去很愿意和花旗银行合作。在花旗银行提出要求后，就积极准备。但是工作效率实在太低了，无论花旗银行怎么催促，他们的工作都无法取得有效进展。这让瑞斯顿建立起一种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即便是世界银行的领导者有兴趣来承担促使美元回流的任务，这个机构的效率也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任务。任何任务和职责在他们手里，都会因为运行缓慢而胎死腹中。
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能源建设、公路修建等。这些建设不同于修建工厂或者投资一个产业，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一个能源建设项目可以建设二十年，投资到这些项目上的资金意味着要等到二十年后才开始收益。阿拉伯富豪没有这么长的耐心，何况还有烦琐的手续。
瑞斯顿的心完全放到了肚子里，他的担心被吹到九霄云外。
在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的次年，也就是在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安抚大众的呼吁，成立了石油特别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个机构注入了几十亿资金。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为那些需要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而实际上使用该机构资金最多的国家却是英国和意大利。世界银行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但任何人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个机构做过一件实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重缺位，瑞斯顿决心一定要抓住这种难得的机会。
将利润当作第一天条，各种操作方法就有了核心。对内，瑞斯顿要求一切部门都要为实现利润服务，并且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任何规则和制度都可以调整和修改。这种开放式管理思想为普特南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表演舞台。对外，瑞斯顿要求花旗银行睁大眼睛：看清巨额利润背后的风险。
即便在没有出现石油禁运事件之前，有些发展中国家依然是缺钱的。所以对花旗银行来说，只要能够吸收到资金，资金的用途不用发愁，总是有若干个项目在等着。这些项目本身没有风险，在发放资金之前，精明的花旗银行人总是能清楚地计算出预期利润，并制定出完全利于花旗银行的条款。
但是这些国家是有风险的。花旗银行合作的对象是政府，如果政府出现了意外，比如倒台或经济大衰退，这些投资有可能成为坏账。花旗银行曾在古巴有过被国有化和陷入投资泥潭的沉痛教训。
花旗银行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针对国家主权风险的防范机制。瑞斯顿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