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斯顿在1958年年底被任命为高级副总裁，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来有可能掌管整个花旗帝国，这个大胆的憧憬让他顿时感到心潮澎湃。但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花旗银行急需大笔资金。
1956年初管理层就在股东大会上说：花旗银行的放贷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1957年和1958年这两年间，美国经济因出现暂时衰退而减弱了对贷款的需求。花旗银行贷款能力的不足暂时被掩盖。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恢复，贷款需求在1959年猛烈增长。花旗放贷能力的不足变得愈加严重。
如果不能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客户就会在眨眼之间到竞争对手那边去。这是花旗高层最不愿意看到的。但这怨不得客户，在经济形势向好、大家都需要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自然有奶便是娘。
怎么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想方设法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步呢？显然是需要增加存款能力。只有使存款增加，花旗才能有足够的资本实力来满足客户的胃口，才能稳住客户。
可是，如何才能增加存款呢？花旗银行的高层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到有钱的地方去吸收存款。瑞斯顿首先想到的是纽约近郊较为富裕的区县，他们立即为进入这些区域开设分行或营业网店进行准备。但美国当局却以保护当地的银行业发展为由，出台政策限制花旗银行的进入。尽管瑞斯顿多次找到当局进行沟通和交涉，但仍被拒绝。
在国内市场受阻，瑞斯顿把视野扩展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时他发现国际货币市场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美元是硬通货，这已经是世界共识。哪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也以美元这个币种在国际性银行里存款，但这些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美国，他们害怕美国政府冻结他们的资产，从而选择以英国伦敦为集中地的欧资银行。这让瑞斯顿感到很有意思：欧洲国家大部分也是资本主义，难道他们就不怕欧洲国家将他们的资产冻结吗？
瑞斯顿将这种现象玩笑似的归结为美国政府带给他们的意识形态伤害。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美国国内的法律对存款利率的上限有明确的规定，而欧洲货币市场的利率相对自由一些，并且要略高于美国的利率水平，资本市场都是趋利的。基于上述两种原因，在英国伦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美元市场。这个市场的货币总量足以让瑞斯顿感到十分眼热。他戏称：伦敦到处都在闪耀着美元的光芒。
为了摆脱花旗银行不断下滑的存款颓势，他只好命令相关部门将吸收存款的办事处开到伦敦去。但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存款人主观上不愿意将钱存到美资的银行中；美国的利率水平并不能吸引资本向美国市场流动。因此也就决定了花旗银行伦敦之行不可能成功。
这该怎么办？瑞斯顿急切需要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法。
了解了瑞斯顿在花旗银行的晋升之路，我们就会发现瑞斯顿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
当初阿根廷船商欧奈西斯因急于扩大运输规模而缺钱，当他向瑞斯顿寻求贷款时却拿不出任何抵押物。他的手里只有那些尚未执行，但有着良好预期收益的租赁合同。聪明的瑞斯顿觉得这些租赁合同比那些传统做法上的实物抵押物更具有价值，从而答应欧奈西斯以租赁合同为抵押的贷款请求。
正是这种创新性做法，促成花旗银行与运输业、造船业、飞机制造业等各类大型工业的广泛合作，从而使花旗银行的投资收益一举甩掉对手，成为最有竞争力的银行。瑞斯顿本人也因此得以晋升。
德鲁克很欣赏瑞斯顿的创新。德鲁克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终生能力。如果一个管理者不具备创新能力，那他就不适合担任管理者；如果管理者的创新才能开始枯竭，那么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按照德鲁克的理论，瑞斯顿因创新而得到晋升，他也有可能因不能创新而下台。
也就是说，瑞斯顿必须通过某种创新来改变花旗银行目前的资金困局，否则他将会被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