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清楚地记得，他拜见张之洞的日子，正是张之洞侄子大婚的日子。张之洞为了接见他，竟然撇下前来府上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开中门及暖阁迎接他。
他嫌这还不够档次，于是问随行幕僚：“要不要鸣炮相迎啊？”
幕僚回答道：“哎呀妈呀，这太骇人听闻了！只有朝廷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臣来了，总督大人您才可开中门和暖阁以及鸣炮迎接啊，梁启超才几斤几两，他连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是，您怎能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呢？”
张之洞恍然大悟：哦，我的天，我真是太能搞了，太不讲究了，那就免了吧。
尽管张之洞没用最高礼遇迎接梁启超，但他却极其盛情地款待了梁启超。这天晚上，两人倾心交谈，直到深夜二更才分手。
张之洞找梁启超谈话的目的很直接：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时务院长，并进入他的幕府，成为他的幕僚。至于年薪则高得惊人：1200金。
梁启超只是一个举人，抑或是一个撰稿人，他没有任何名分，竟然得到天下第一总督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他真是受宠若惊，恐慌不安。惊恐之余，他正式和张之洞以师生相称。
面对张之洞的恳切邀请和高薪**，梁启超要是没动心那是假的，没动心那是傻子，但通过这次深谈，梁启超深深地明白：他高价聘用我，其实就是买断我。买断了我，也就买断了我的维新思想和政治生命。我是一个**不羁的人，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而我要是被他买断了，就无异于成了他的笼中鸟而任他摆布、听他使唤，甚至成了他的狗腿子。
还有，他和我们这帮维新人并非高度同心同德。尽管他力主的变革和我们推行的变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洋务派首领，他代表的是近代封建主义改革派；而我们则代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维新改良派。他改革的是除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体制，而我们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体制，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和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守旧派要先进，而我们又比他要先进，新阶级总是要替代旧阶级。但这不会轻而易举，中间肯定会有政治斗争，甚至会有流血牺牲。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过程，都是极其漫长、艰难和惨烈的过程。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我们会斗得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梁启超深有自知之明，于是他拒绝了张之洞的收买。张之洞也不便勉强，只好一声叹息。
冲突
然而，回到上海后，梁启超就和张之洞产生了冲突。因为梁启超的言论思想，严重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并侵犯了他的个人名誉。
首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公开批评宋代学家倭仁误人误国，又批评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张之洞平生推崇宋学汉学，而纪晓岚的后人和他的家族多有通婚，他对其极为不满，并指示汪康年：“发表无益而有损的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梁启超非但没有检讨，反而效仿康有为大写孔子改制的文章，这更加惹怒了张之洞。直到这时，张之洞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真的和我不是一路人。
其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力倡导民权，反对专制。在第四十期《知耻学会叙》的文章中，他无情地批判封建官场现状：不学军旅却敢于掌兵，不谙会计却敢于理财，不习法律却敢于司法……这帮人都是瞎子、聋子、跛子、残疾，还老不死（瞽聋跛疾，老而不死）！
更大胆的是，他还把慈禧比作暴君夏桀，并诅咒她多行不义，必然自毙！
梁启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跟我作对倒也罢了，竟然诅咒慈禧姐姐，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他掉脑袋倒是小事，可这会连累我的啊，因为我才是《时务报》的幕后总编，慈禧要是知道我在操纵《时务报》，指使梁启超诅咒她的话，她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