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很郁闷，他因此抱怨张之洞：“江宁（南京的张之洞）处处掣肘，即使没有杨崇伊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办不下去。”张之洞没有回应，但俩人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呈现。
幕后办报
不久，张之洞回到湖北。因为慈禧查封了北京强学会，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出面干这种冒险的事了，于是派心腹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1860—1911，浙江杭州人）同黄遵宪一起接管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他则退居幕后，坐观其变。
汪康年到上海后，依张之洞的指令，聘用原《中外纪闻》主笔梁启超改版《强学报》，改版后的强学报更名为《时务报》。汪康年任报馆总经理，主管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则任主笔，主管编辑撰稿工作。
光绪二十二（1896年）七月初一，《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此后每旬出版一期。《时务报》相当于政论性、评论性报刊，针砭时弊，激发士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之洞非常看好这份报纸，认为其“宗旨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不仅捐了500两银办报经费，还带头在湖北搞摊派发行，规定湖北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学院、工厂等都要订阅《时务报》。
在张之洞的带动和影响下，湖南、山西、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各级部门都纷纷订阅《时务报》。《时务报》一时间成为这几个省的官报，发行量飙升万余份，是晚清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另一个维新人
《时务报》办得好，全赖于主笔梁启超。梁启超在维新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康有为，他以文笔见长，其笔锋犀利辛辣，擅长讥讽时政、宣传变法、鼓吹民权、鞭挞专制，他简直就是维新派的一柄利剑。
张之洞非常爱惜梁启超的文才，他有一个想法：这么有才的一个人，如果一直当报纸主笔实在太可惜了，我要是能把拉拢过来，当我一个人的主笔，岂不是妙哉？我真的特别需要一个私人记者，我在湖北干了这么多大事，要是有一个人专门来宣传报道我该多好啊！
想到这里，他就给梁启超写信：“卓老，你来武昌待几天呗，我有事找你商量。”
“卓”是梁启超的字，梁启超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年近六旬的张之洞竟称他为老先生，真是雷死人不要钱，但这足以表明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器重与厚爱。
梁启超也有意思，他还没见过张之洞的面呢，就“吾师”长“吾师”短地叫上了。
说起来，梁启超和张之洞还颇有渊源。梁启超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编著的《书目答问》，这部书对他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从这时起，他就把张之洞视作师长。不久，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在广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作为广东学子，梁启超是洋务教育的受益者，他自然更加敬重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乡试中举，但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回到广东后，他投奔到康有为的门下，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
这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但梁启超一直是他的粉丝，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当张之洞争取到卢汉铁路的主修权后，梁启超就给他的好友、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写信：“张香帅，今世之大贤也，其权位虽然不及北宋名相王安石和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但论才能，他比这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因为独撑败局，力争主权而众望所归、名声高涨。梁启超更加敬重他，另外，北京强学会全仗张之洞扶持资助，这么说来，张之洞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因此，每每谈及张之洞，梁启超总是感触颇深地说：“当今海内大吏，论通达西学，深知精髓者，莫过于吾师；论博古中学，精研体要者，莫过于吾师……” 还没见面呢，就称人家是“吾师”了，可见梁启超对张之洞有多么敬重。
收买未遂
既然吾师盛情相邀，那就得去拜见吾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腊月十六，梁启超从广东返回上海时，特意到武昌拜见张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