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千人联名的奏书，史称“公车上书”。奏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局面为借口拒绝，其内容却广泛流传，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其实，康有为早就是一个力主变法的积极分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失利，他觉得科举制度不好玩，该死，就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的三条纲领性主张，但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坚决阻击。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也就是在这时成为他的弟子。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在前一部书中，他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写成伪造的文献；在后一部书中，他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革，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民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顽固守旧派却认为他的两部书为异端邪说，并严厉打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终于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被授为正五品的工部主事。“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接二连三地上书光绪皇帝，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
君主专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则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共和的一种政治体制。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尺度有点大，却深深地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虽然是傀儡，可他毕竟是年轻的一代人，康有为的某些思想和他不谋而合。特别是经历中日战争失败后，他越来越倾向变法图强，以固国本。也正是有了光绪皇帝的默许，维新派的势力才茁壮成长起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强学会，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杨锐、张仁权、袁世凯、徐世昌、丁立钧、沈曾植等20余人。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卖国投降行为。
康有为在成立强学会的同时，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其宗旨和强学会步调一致。因为强学会主要是跟李鸿章等后党主和派对着干，它又得到了帝党主战派的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张謇、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
说到党派的问题，这里插叙几句。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再以主战派和主和派，来称谓帝、后两党那就有点过时了。中日战争结束后，原来帝党主战派和后党主和派的性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挺有意思的变化。
原来帝党那些顽固守旧的主战派，在战后因为力挺维新派，而从顽固守旧的主战派摇身一变成为维新亲密派。他们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脱胎换骨了好几个轮回，简直让人认不出来。
原来后党那些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在战后因为抵制维新派，而从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演变成了顽固守旧派。他们的思想倒退了，退回到了战争以前。
也就是说，帝、后两党的人因为中日战争而角色颠倒。挺有意思吧。这样一来，整个朝野就形成了四种派别，即维新派、帝党维新亲密派、后党顽固守旧派，还有就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趋迎维新
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对维新派及其强学会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要不然，他的大儿子张仁权和门生杨锐也不会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张仁权和杨锐加盟强学会，肯定是得到了他的指令。
同时，他对康有为这个有为青年，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因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内容，同他上奏的《吁请修备储才折》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