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一直是这么干的，比如，争修铁路、创建铁厂等，这两件事都是别人“不敢为且不能为”的大事，就连李鸿章这样的洋务首领，他也认为铁厂是个烫手的山芋，而不敢接办。
然而，像建铁厂这等大事，张之洞竟然干成了，这让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权势和地位也与日俱增。在他看来，办大事其实就是经营权力。作为一个地方官，权力就应该这样经营。
人为的“人和”
经营权力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人和”，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他治下的湖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湖南巡抚和他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坚决服从他的管理和指挥。
说得再直接一点，那就是他要垄断两湖的行政、人事权力，把两湖的主要官员都换成自己的人。但巡抚直接听命于朝廷，布政使直接听命于户部和吏部，按察使直接听命于刑部和都察院，这些人都不归总督管。
总督要想管这些人，或者把这些人换成自己人，就得经过朝廷、户部、吏部、刑部和都察院，操作起来十分麻烦，而且可操性不强。如果动静闹大了，势必会引起朝廷和各部门的怀疑，进而引火烧身。但在张之洞看来，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可以操作的，一切事在人为。
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之初，湖北巡抚是奎斌，布政使是黄彭年（1824—1890年，贵州贵阳人），按察使是成允。
接任不久，奎斌就被朝廷调为察哈尔（今河北省张家口）都统，接替奎斌的是原甘肃布政使谭继洵（1823—1901年，湖南浏阳人）。这个谭继洵不是别人，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的父亲。
谭继洵早年是左宗棠的幕僚，后来一直跟随左宗棠在甘肃担任布政使。谭继洵虽然不是张之洞的人，但他办事唯谨，从不得罪领导。换句话说，他是个老好人，已年近七旬了，他坏不了张之洞的事，张之洞也不想动他，于是湖北巡抚就这样摆平了。
湖北布政使黄彭年是一个为官清廉、勤恳干练、知识渊博的好官，张之洞对他非常倚重。遗憾的是，张之洞到任没几个月，他就猝死于任上。
更遗憾的是，他的儿子黄国瑾（1849—1890年，贵州贵阳人）奔丧至湖北后，伏棺恸哭，悲痛呕血，几乎气绝，六天后身亡，年仅41岁！
黄彭年病死后，朝廷就开始物色新的湖北布政使人选，张之洞觉得这是一个安插自己人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把两湖主要官员全部换成自己人，他的具体设想是：
现在湖北布政使空缺，可设法把自己的老部下、广东按察使王之春（1842—1906年，湖南清泉人）调到湖北升任布政使。
王之春先后作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参与镇压过太平军，是晚清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洋务人才。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时，王之春是候补广东粮道，张之洞见他办事干练，深得要领，于是把他提拔为广东按察使。
但如果调走了王之春，那么就会引起广东的人事变动，而在这时，广东布政使游智开（1816—1899年，湖南新化人）因年老力衰正请求退休。他要是退了，广东布政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个空位置可以让现任湖北按察使成允接替，让他也升职。
广东布政使的空缺倒是补上了，可湖北按察使却又是一个空缺。补谁合适呢？这个别急，反正张之洞的得力干将和哥们儿兄弟多的是，安排哪个都行。但在张之洞看来，任人唯亲，并非不考虑任人唯贤，既唯亲又唯贤，才是用人之道。
思来想去，他脑海中闪现了一个人——陈宝箴（1831—1900年，江西修水人）。
陈宝箴早年参加湘军，他文韬武略，精明能干，被曾国藩待为上宾，视为海内奇士。后来，陈宝箴官至浙江按察使，但因为犯事被免职，如今赋闲在京城。
陈宝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流。张之洞早年曾和他一起清流，两人因此结成了兄弟。张之洞觉得这样的人才不用可惜，于是决定让他来补缺湖北按察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