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因此对张之洞耿耿于怀，且故意疏远。其实他应该知道张之洞有这个怪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一笑而过，但他这样确实有点小题大做。
或许，他不知道张之洞有这个怪癖，因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参劾张之洞“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时，他还在朝鲜带兵，如果是这样，那倒不足为怪。
这两件屁大的蛋疼事，终究让袁世凯对张之洞产生了误解。张之洞也知道袁世凯对他有误解，而他对袁世凯也有看法。因为袁世凯人品差，口碑坏，不无学术，胸无点墨，却满腹阴谋，擅搞投机。张之洞平生最鄙视这样的人，他自然不会对袁世凯有太多的好感。
大度为怀
但如今同朝为官了，又肩负着同样的使命，那就得消除隔阂，尽释前嫌，重修于好，携手向前，力挽危局，拯救大清。
张之洞和袁世凯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汉族臣子中，他们两人的实力和声望最高，他们两人入参军机，其实也代表了大多数臣民的意愿，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人能镇住皇族亲贵，力挽危局，扭转乾坤。
然而，皇族亲贵对他们两人入参军机颇多猜疑，加上那几位满族军机大臣都是新生代，都是“排汉”强硬分子，因此他们两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和袁世凯必须和衷共济，否则朝局彻底没救。
张之洞一直都在努力，可袁世凯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张之洞刚到北京时，住在宣武区斜下街的畿辅先哲祠，袁世凯则住在东安门外的北洋公所。因为离上班地方较远，张之洞又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搬到了北洋公所在锡拉胡同的一所别院里。可张之洞在这里住得很不爽，因为袁世凯暗中派人监视他日常会客情况。
张之洞真的很不爽，可他没有计较，他要和袁世凯维护关系，共振朝局。
不久，他搬到了西城区后海东侧的白米斜街11号院内。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而颐和园附近的六郎庄，也有他一套房子，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慈禧召见。
张之洞不和袁世凯计较，也很好理解，他有一句名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闲气。”
这句话是张之洞一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在他看来，袁世凯就是所谓的俗人和无谓人，他犯不着和袁世凯生气，可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一次，袁世凯在接见德国驻京公使时，大言不惭地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言下之意是说，张之洞是个穷酸文人，他搞学问行，办事不行，他办不了大事。我不讲学问，可我是办大事的。
袁世凯在德国公使面前抬高自己，贬低张之洞，其实也贬低了他自己。德国公使会觉得他是一种以没文化为荣，以大老粗自居的人。没文化的大老粗，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能办大事，其实就是吹牛皮！
袁世凯的这句话，被他的一个幕僚传给了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辜鸿铭听后无不鄙夷地说：“袁大头是能办事，但要看办什么事，像老妈子倒马桶这种事，是不用讲学问的。除了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还有什么事，是不讲学问的人可以办好的。”
辜鸿铭痛骂了袁世凯，替张之洞出了口气，但张之洞还是没放在心上，他很有容人之量。
力挽朝局
张之洞入参军机后，一直谨言慎行，心细如发。他生怕说错一句话，或者干错一件事，就招来祸端。好在，朝廷让他分管学部，督办粤汉铁路。
张之洞一直是全国学术带头人，被时人誉为“通晓学务第一人”，让他分管学部，显然是想发挥他的特长。而粤汉铁路一直由他筹办，其他人都无法接替，于是他又重操旧业。也就是说，张之洞进京后，上的是军机大臣的班，干的还是湖广总督的活儿。这看上去是受皇族亲贵的排挤，实际上他却捡了一个大便宜，因为他远离了权力和是非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