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孙中山也认为这是一个推翻满清王朝和封建社会的绝好机会，于是派兴中会会员吴禄贞、傅慈祥等人协助唐才常起义。随后，在日本留学的林圭、秦力山、毕永年等人也回国参加起义。
这样一来，起义军的成分就十分复杂了，既有保皇派，又有革命派，还有中国内地的反清派，而这几派起义的终极目标都不尽一致，唐才常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同在日本一样，他依然在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摇摆，于是他作出决定：推翻慈禧和清政府，扶立光绪复位，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密谋与反密谋
七月初八，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唐才常认为机不可失，于是秘密来到汉口，决定将自立军部署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要地，并计划于七月十五日同时发动起义。
唐才常为什么选择以武汉为起义中心呢？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武汉是“九省通衢”，南北交通枢纽，长江中游中心，兵家必争之地，欲定中原，必先占武汉。
第二，武汉属英国势力范围，又加盟东南互保，英国一向支持帝党，如果打着“推翻慈禧，扶光绪归位”的旗号起义，英国不至于干涉。因此来到武汉后，他把总部设在英租界内。
第三，湖广总督张之洞既是自己的恩师，又是东南互保策划人，他策划东南互保，明显具有抗旨独立之意。如果在他的地盘搞起义，肯定会得到他的支持或者默许。即使出了事，他也会念及师生之情网开一面。
唐才常的主意打得不错。但他没有想到，他的一切活动，都在张之洞的掌控之中。
唐才常的同人，以及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多数都毕业于两湖书院和湖北武备学堂，而他们又都是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的，回国之后自然和张之洞有联系。需要强调的是，张之洞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数都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党，如黄兴、吴禄贞、傅慈祥、林圭、秦力山、毕永年等人。其中还包括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
张厚琨是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得知孙子和其他学生在日本参加革命党后，就陆续召他们回国进行教育整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日本陆军举行会操，张之洞派湖北新军将领黎元洪前往观摩。张之洞觉得长孙被教育整顿得差不多了，于是也派他随黎元洪一同前往。谁知抵达日本不久，张厚琨又参加革命党了。
张之洞忧虑不已。这年冬月，他命令黎元洪将张厚琨带回了武汉。抵达武汉后，张厚琨骑一匹高头大马，腰挎日本军刀，煞是英武。不料，当张之洞属下官员向他们行礼，而张厚琨抽刀出鞘答礼时，他坐下的那匹大马突然受惊，将他摔落于马下，出鞘的军刀正好刺进他的腹部，他开肠破肚，不治而亡，年仅20岁！
当时，张之洞因东南互保有功，而被朝廷和慈禧授予太子少保衔，四方宾客正在府中为他庆贺。接到长孙惨死的噩耗后，他当即瘫倒了。这是他在连续遭遇了中年三次丧妻和晚年丧子之痛后，又遭遇了丧孙之痛。
人生不带这样的。张之洞悲痛万分。为了泄愤，他把那匹马拴了起来，命人手持木棍和皮鞭抽打，连续打了三天三夜，才把那匹高头大马打死。
无论怎样，张之洞还是往日本派留学生。而加入革命党的留学生，后来都成了革命党的中坚力量，这也是孙中山感慨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的原因之一。
唐才常得知张之洞近来和日本关系紧密，于是通过日本人密告于他：自立军将拥护他在两湖独立。张之洞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他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当时政局并不明朗，慈禧和朝廷的结局到底会怎样，谁也说不好。于是，他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日本人或者自立会的人来了，他只管招呼人家吃饭、喝酒、玩牌，至于独立的事，他则含糊其辞：我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你们好自为之吧。不过，需要我的地方，我还是会尽力而为的，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