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青牛角”、“翰林四谏”，还是“清流六君子”，张之洞都是一哥。如果说李鸿藻是清流党总书记的话，那么张之洞就是清流党的执行总书记。然而，张之洞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处事方式和其他言官截然不同。他在清流党中名气最大，不是说他平时表现得最愤恨，而是说他撰写的奏折最多，质量最高。
其实在清流党，张之洞只是一个教习庶吉士，是一个不入官阶之流的学官，不具备上书言事的资格，他只好充当其他人的枪手和幕后推手。比如在光绪三年（1877年），他为黄体芳代写了很多直陈时弊的奏折，多被朝廷采纳，并颁布施行。此后不久，他又为黄体芳代写奏折，参劾户部尚书董恂。董恂确有斑斑劣迹，但在恭亲王等人的庇护下，董恂最终没被扳倒。
张之洞却火暴走红了，朝野上下无人不知道他的声名，他从十几年前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奏折哥，升级为一个名震京城的奏折帝。
升迁慢的启迪
张之洞奏来奏去，除了获得一些名气外，官位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从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从四川回京，到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他一直待在翰林院做教习庶吉士。两年过去了，其他同事都不同程度地升了职，可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员，而且连上书言事的资格都不具备，他郁闷得要死。
难道就因为他长得不帅吗？细究之下，他觉得升官顺利与否，跟他长得帅不帅并没有多大联系。难道是李鸿藻靠不住吗？还真不是，李鸿藻没少在慈禧面前替他美言，好多事情李鸿藻都罩着他，李鸿藻绝对是一个很称职的靠山。
张之洞一直没升迁，原因不在于他不帅，也不在于他没靠上李鸿藻，而在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大多数人眼里（包括领导），言官也好，愤青也罢，他们的分内工作，就是上书言事，纠弹时政。既然是分内工作，干多干好都是应该的。也就是说，言官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不和晋升挂钩。更何况，绝大多数人（也包括领导）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言官。因此，当言官不太好升职。
张之洞后来也明白这层道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他也想明白了另一个道理：长久不升职，不是说明你干得不好，而是你没干到点子上。上书言事，纠弹时政，虽然都是正事大事，但终究不是什么好事。没有哪个领导喜欢你报忧不报喜，也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听你对他们的工作指手画脚，特别是女领导。
像慈禧的这样的女领导，就更不能对她说三道四，因为她是个自私狭隘的人，报复心很强。你屡屡上书言事，她没有处分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要蹬鼻子上脸。
女领导一般都渴望得到男下属的力挺和热捧，而力挺和热捧女领导的男下属，也往往都能得到提拔和重用。
想到这里，张之洞决定尝试转型和改进工作方法，寻找机会力挺慈禧。说得直白一点儿，他要想办法讨好慈禧。讨好慈禧，就意味着要违反言官的职业道德。如果不想违反职业道德，那就得退出清流党另立门户，然后紧紧地抱着慈禧的大腿，很犯贱地说：“慈禧姐姐，如果你想重用我，那就多多地抱抱我、亲亲我、夸夸我……”
然而，退党不是时机，紧抱慈禧的大腿撒娇犯贱，也不是个爷们儿干的事。无奈，张之洞又很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决定：继续潜伏清流党，穿着清流党的外衣，一边干愤青工作，一边找机会讨好慈禧。
这项工作技术难度很高，操作起来也有风险，但张之洞很有把握，他要做得滴水不漏，面面俱圆，恰到好处。他想，只要讨好了慈禧，让慈禧切实感觉到他对她的好，那么慈禧就会义无反顾地提拔和重用他。他的这个想法完全行得通，但这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在等待并寻找这样的机会。
中年悲剧
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张之洞的机会来了。但在机会来临之前，他第三次经历了丧妻之痛！那个和他情投意合的妻子王氏病故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张仁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