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曾源和他父亲临走时，同班同学张之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含泪送行，并且写诗相赠，这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下，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
张之洞对翁家如此情深义重，翁同龢应该感激他才是，应该对他好才是，可翁同龢为什么还要和他过不去呢？
原来，翁同龢比超级愤青李鸿藻还要愤青。时人对翁同龢的评价是：拘谨坦诚，但猜忌心强；好揽才，广纳才，但不容异己；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从不给对方留情面。不难想象，像翁同龢这样的人，没有人缘，他和谁的关系都搞不好。
在京城，翁同龢是南清流党首领，李鸿藻是北清流党首领。这两派清流党虽然政见一致，却经常掐架。你看不上他，他也不服气你。如果说翁同龢在这时和张之洞有派别之见的话，那么随后几年，翁同龢就和他势不两立了。因为翁同龢是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从思想深处抵制、反对搞洋务，他还屡屡上疏参劾洋务派大臣，也就难免和张之洞过不去。
翁同龢和张之洞的直接冲突，源于一件事：光绪十二年（1886年），阎敬铭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管理顾问户部，而户部尚书则由翁同龢担任。在此之前，阎敬铭和张之洞、张之万彼此意气相投，他们对张之洞的用款报销，多予支持。阎敬铭辞职后，翁同龢专司户部，他对张之洞用款过多素有怨言。
当时户部有一条陋规，即各省向户部报销所有支出款项时，户部要按每100万两扣留4万两银，用以补贴户部大小官吏，这是户部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潜规则，连朝廷和慈禧都知情。但因为广东欠有900万外债，财力非常紧张，张之洞觉得户部太黑，扣钱太多，于是请求户部将每100万两所扣的4万两改为2万两。翁同龢对此非常不满，也坚决不同意。后来，在张之万的活动下，醇亲王直接对翁同龢下命令：“两广用款应特别关照，准予报销100万两扣留2万两。”
官大一级压死人，翁同龢不敢和醇亲王作对，但从此和张之洞结怨。
光绪十五年（1889年），醇亲王和慈禧觉得翁张不和会严重影响大局，出于调和矛盾的目的，他们特调张之万以大学士的身份，接替阎敬铭管理户部事务，以控制翁同龢对户部专权。心胸狭隘的翁同龢，对张之洞的怨恨有增无减，他一直看不惯张之洞的好大喜功和爱出风头，特别是张之洞这几年火暴走红后，他心里很不爽，总想排斥和打压。后来在财政报销和拨款方面，他处处为难张之洞。
慈禧退位之后，他一手操持内政，严加打压张之洞，而光绪皇帝一切都听他的。连光绪皇帝都听他的，那张之万和醇亲王对他的控制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对于翁同龢这样的老顽固和小心眼，张之洞也是特别地反感，两人的怨恨越来越深。他一直得不到户部的拨款，而广东的债务也只能由广东自行偿还。
这么沉重的一笔债务，一穷二白的广东能还得起吗？张之洞设厂造船，军力图强的构想还能实现吗？他靠什么来筹备所需银两？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搞建设筹备银子只有一个办法：一级级摊捐，一级级压榨，最后埋单的都是老百姓。
这个办法适用于任何地方官，但就是不适用于张之洞。早在山西任上，他就采取种种铁腕手段，把老百姓的负担减轻到最低。如今，广东如此空虚，百姓如此贫苦，他断然不会打百姓的主意。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不搞摊捐和压榨，又怎能筹到银两呢？
张之洞正在为难之际，有两位商人找他来了，这两位商人分别是广州诚信堂的老板张荣贵和敬忠堂的老板杨世勋。
二、举步维艰，黑腕理财
彩票不光彩
张荣贵和杨世勋到底是生意人，当他们得知张之洞因缺钱而举步维艰时，就主动找到张之洞，请求承办闱姓赌捐。
所谓的闱姓赌捐，就是赌商利用科举考试进行一种赌博性质的赌彩行为。这种行为始于道光末年，流行于两广地区，通常由赌商设局卖彩票，彩民以该届文武乡试中试者的姓氏，为中奖号码进行投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