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举人的学子其实是有机会做官的，但官级一般很低，一辈子都很难混到高级领导层。只有考中了进士，才有机会做大官。可考中进士的学子，都想进入皇宫的人才圣地——翰林院工作。翰林院就是国家的人才库，在翰林院工作的人，也都是全国顶尖的学子。他们时常能够接触到皇帝，他们升官快，升官机会多，天下读书人都特别向往。
但是，能够被翰林院直接录取的学子，只能是进士的前三名，录取他们担任修撰或编修之类的七品官。进士前三名就是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其余的二甲、三甲进士则要通过朝考合格且获得庶吉士学位后，才能被翰林院择优录用三年。三年合同期满后，这些庶吉士还要经过一次散馆（庶吉士的筛选、甄别考试）考试。考试合格后，他们才能继续担任修撰或编修。
然而，翰林院修撰和编修的职位有限，有相当一部分庶吉士都不能留在翰林院。不能留下的，有的被分配到各部门做事，有的则被外放为知县。但这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各部门或者各县有了空位后，他们才可以任职。他们即便是任职，也只是一个七品官。当了七品官后，他们才会想到往上爬，直至爬到封疆大吏……
但这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在升到封疆大吏之前，一直都在升官。否则，封疆大吏对于他们来说永远是个梦。
张之洞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极其艰难和惨烈。可见，在清朝考学和做官都相当不容易。
在清朝，除了满蒙亲贵和王公大臣的子弟可以承袭爵位外，绝大多数的学子能够当什么样的官，能够当多大的官，不取决于他爸官职的大小，而取决于他自己学历的高低，学历的高低与官职的大小成正比。有了高学历，你就能壮大自己的根基。也就是说，在清朝，你如果没有很高的学历，你爸就是当再大的官，你也成不了官二代。反之，你如果有很高的学历，也不必在乎你爸当多大的官。
这是清朝的当官“前”规则。张之洞很明白，因此他从小就发奋学习，以期获得更高的学历，然后步入官场，实现人生梦想。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张之洞辞别族兄张之万，再次北漂参加会试。他相信，这次北漂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四、上面有人，才好做官
一考成名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张之洞果然在这一届会试中取得了好成绩，他考中了贡士，名列第141名。这个成绩其实不算太好，但赏识他的范鹤生竟再次泪流满面，他哭得哇哇的，不为别的，只为激动。哭过之后，他再次举荐张之洞。
张之洞觉得这个成绩还不够理想，在随后的复试中，他奋力拼搏，让成绩飞。结果，在四月的殿试中，他的成绩名列一等第一名！他太牛了，他又找回了当年高考时的感觉，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考试并没有结束，接下来还有殿试和朝考。殿试是由一代女皇武则天创设的封建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试题由皇帝亲自拟定，并由皇帝亲自监考。但在武则天之后，就没有哪个皇帝这么敬业了。
张之洞深知殿试的重要性，他来了一个超水平发挥，他把长期郁积在心中的话，全都抒发在试卷上了。那尽是他直陈科举时弊的谏言，如“今日人才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尽是他直抒心意的政治主张，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尽是对皇帝小儿的批评，如“勿以顺逆为喜怒，勿以喜怒为从违……陛下慎重名器之深心，而臣窃以为过计……”
慈禧的恩典
张之洞的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旁征博引，大气磅礴，耿直忠恳，令无数学子追捧，但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拍砖，指责他胆大包天；有人挖苦，质疑他在炒作；也有人对他不屑一顾，将他列为二甲之末，也就是第十名。阅卷大臣宝鋆(jūn)却认为他是个政治奇才，于是力排众议，将他列为二甲第一，也就是第四名。
殿试三日后，主考官将前十名的试卷交给皇帝钦定名次，但同治皇帝只有7岁，他不可能审阅试卷。毫无疑问，这项工作便由他的妈妈慈禧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