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对于李鸿章等人兴办的洋务实业，他从未进行过抨击。因为他理解李鸿章兴办洋务实业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个书呆子。早在参加会试，挂职湖北、四川学政时，他就对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改革意见，并在学政任上力主改革，强调通经致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力主改革和务真求实的思想，倒是与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不谋而合。
来到山西，目睹山西不可思议的萧条和贫困后，张之洞一直在思索着山西的发展之道。山西的吏治和民风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发展依旧滞后，民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好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办洋务实业的创举，给了他深深的启发，他的思路豁然开朗，他的思想也渐渐解放，他幡然醒悟：治理一个省，抑或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固然是执政纲领和执政者的坚守底限，可它们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改变当下山西乃至全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想使山西脱贫致富，迅速崛起，就得仿效曾国藩等人兴办洋务实业，这既是山西的发展之道，也是整个国家的自救之策。
于是，在给朝廷的一些奏折中，他屡屡提到以改革促发展的主张和建议。
在开办洋务实业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张之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位精通洋务实业的导师啊，可山西穷乡僻壤，有谁愿意来蹚这道浑水呢？
其实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就有一个名叫李提摩太（1845—1919年）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来。
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风习俗融会贯通，他不单单是为了传教，而是利用传教、赈灾的名义，游历中国各地，与中国各地官员密切接触，进而争取中国官方支持，以此开启中国统治者和政治家们的先进思想。
李提摩太很有思想，他是一个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来到中国后，他先会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后来又会见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大力向他们推广洋务方案，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高度重视。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不辞劳苦，以赈灾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洋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