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新收银15523万两。
3支出银15821万两。
4透支152万两。
5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