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种鸦片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在那个烟毒弥漫，国家因此衰败的动**年月，忧国忧民的张之洞强烈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他的禁烟行动规模，虽不能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强大。
裁减公费，为民减负
晚清以来，官场上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官员工资低微。清朝定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年薪仅180两银，像张之洞的这样二品大员年薪仅150两银。
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000~2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