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专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儿子荣尔仁代往，说明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了，何况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威胁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尔仁依旧严词拒绝：“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写下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申新二厂、九厂的花纱仓库被日军封闭，荣氏集团再受重创。
乱世多变，谁也不清楚前方是福是祸。1942年，申新仓库终于被同意启封，此时，恰遇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汪精卫政府以1∶2回收法币，2000万元只要1000万元。对荣家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翻身机会。深谙资本操作的荣氏集团，乘机抛出陈货，还清所有债务，企业完全回到荣家手里。荣德生大为喜悦，特意写道：“陈年积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最终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和“福五”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主持内迁厂务的正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
李国伟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皋秀早亡，自幼依靠母亲抚养长大。1915年，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后，他就在煤矿和铁路上担任工程师。1917年，经堂姑丈华艺三(时任无锡商会会长)介绍，28岁的李国伟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荣德生曾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
1919年冬，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李国伟辞去徐州铁路分局工作，全家迁至汉口，开始负责“福五”“申四”的筹建，逐渐成为荣氏集团内核心人员之一。
1942年，国民政府对内迁的棉纺织和面粉工业实行产销统制和苛征高税政策，为此，李国伟被迫采取了三项对策：
第一，通过贿赂和拉拢地方官员，操纵原料市场。他到处设庄，压价收购棉、麦等工业原料，囤积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业通过设立暗账，隐匿巨额利润，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如“申四”各厂从1939年至1945年的暗账盈利为934万元，盈利率高达161％，而明账盈利仅325万元，盈利率为70％。第三，抽调资金，大量购储外汇和黄金来保持币值。据1945年的账面统计，“申四”“福五”系统共积储外汇折合美金300多万元。
留 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荣宗敬去世后，荣氏财团事实上一分为三：大房（荣宗敬家）、二房（荣德生家）以及李国伟所管的厂子，逐渐各成系统。
抗战后期，年事已高的荣德生有意淡出申新总公司的管理，转而满怀热情地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这些计划不吸收大房投资，由二房专营。无奈战乱频仍，好梦难以成真。午夜梦回，这位老人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回来了，但荣氏集团似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德生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
1946年，黑社会匪帮绑架了荣德生，把他关在黑屋子里33天，荣家送出50万美元赎金后才被释放。人虽获释，但国民政府碍于面子，坚持追查。不久破案，可上海警备司令部只发还给荣家13万美元，其余钱款均被军警占用，而且此后数次索要酬谢。荣尔仁非常气愤：“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60万美元还不够，还不如不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