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对于资不抵债的申新，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抛出一份“拯救”计划，其实质就是将荣氏兄弟扫地出门。宋曾当面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不敢当面拒绝，转身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去找陈光甫，说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当时陈光甫不在，该行副经理李芸侯看到他时，荣宗敬非常痛苦，简直就要哭了。这天会前宋子文找陈光甫谈过一次，按宋的计划，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年吃五六十万元的亏。陈当面不好反对，回来与李芸侯商量后，开会时就称病在家，让李出席。
在会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该方案会造成上海银行亏本为由拒绝，会议最后不欢而散。陈光甫这一举动，固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确实有帮助老友的情分在内，正是他的临阵倒戈，让宋子文的野心最终没能得逞。
这是荣家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保兴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下跌，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荣氏集团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可惜，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了！
苦 撑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这时，卢作孚奉命来动员荣家将工厂西迁，但荣氏上海的厂子没有迁出一台粉磨、一枚纱锭，这是荣宗敬的决定。荣家集团只有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迁往了内地。
荣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难尽，也许因为以往的经验，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到日俄争霸东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北伐，荣氏集团总是善于因势利导，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但令荣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留守让他们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时，申新八厂号称“五新”——新厂房、新机器、新人才、新出数、新产品，拥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国精纺机，日商最为嫉恨。在他们的鼓动下，日军轰炸了申新八厂，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无锡、上海两地的企业设备被毁被拆，三分之二的荣家企业没了。12月，茂新一厂、申新三厂也被炸，荣家的发祥地茂新变成一片废墟。
在荣宋敬的孙子荣智权的记忆里，爷爷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虽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烦恼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难临头，荣老大也未必能安睡。在废墟和灰烬中，荣宗敬悲愤交加，有一天正读着弟弟无锡来信，他突犯脑出血倒下。好在挡车工人出身的三太太处理得当，他才侥幸脱险。一醒过来，他就马上派人到日占区查看厂房、机器设备的受损情况。
1938年1月4日，难以忍受日军骚扰的荣宗敬负气离开上海，乘船赴港。2月10日，荣宗敬脑出血症复发，在香港去世，终年65岁。荣德生在汉口得知哥哥去世的噩耗，放声痛哭，一连昏厥两次。荣宗敬是荣氏集团的灵魂，他的病逝标志着这个民间最大财团开始由盛转衰。
世态炎凉，荣宗敬过世的消息传到上海，金融界纷纷前来索债，16家钱庄同时起诉，法院批准传人，荣氏企业再次岌岌可危。远在汉口的荣德生，采取的应对办法是逐件和解，承诺分期归还。
1938年5月，荣德生抱病来到上海租界。他到申新总公司办公，想起哥哥在世时的一切，不觉黯然神伤。他与银团达成共识，将申新每月盈余分为三成，一成还银团，一成还诉讼和解的各钱庄欠款，一成还无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维持总公司开支。
在上海，荣德生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等待时局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