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融资，荣宗敬至少以个人名义在7个钱庄、2个银行、1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名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10万元、20万元的资金。”
负债经营，一般能形成滚雪球效应。但这种扩张也蕴藏着极大风险，往往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尤其当官员有觊觎之心的时候。荣氏集团也没能逃脱这一规律。
1934年年初，申新搁浅了。
此前4年，申新连续巨额亏损。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14.33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
赋税太重，也是申新搁浅的重要原因。此外，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有1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就在500万元以上。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9万元，而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
当年6月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的资金链断了！
风闻申新出事，各路债主纷纷上门。在债主逼得最厉害的时候，陈光甫、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二人在荣公馆陪荣宗敬通宵熬夜，就是怕他倒下去。
当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还有点力量。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求援。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连夜赶回无锡求援，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
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求救，得到的回话是：“有物可商量。”
荣德生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次日凌晨4点赶火车去上海。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
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产负债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荣老大过去举债经营，全力扩张，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而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关键时刻说话可以算数，反而让不少人对他放心。
从1934年6月起，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成立一家新公司。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顺势接管申新。
荣宗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宗敬。荣告诉他：“我摆不平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元的财产，这没有道理！”
此时，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申新侥幸逃过了被官僚资本吞没的厄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12日，荣家兄弟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开会，这个会议将决定荣家在申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