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原来的薪水每月超过100元，我给你30元，不嫌菲薄吗？”荣德生心想，此人不想多赚钱，能做生意吗？在一瞬间，他聘用薛的决心要动摇了。
“荣先生，我投身实业界，是为了求得新学问。求学是要出学费的，您不要我缴学费，还给一份津贴，已属非分，怎么还会有菲薄之念呢？”
荣宗敬听到此事后对弟弟说：“你30块钱请了个总管，这个人不是个呆子，就是个大聪明人！”
1920年，薛明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申新第一、二厂实习，有时也返回无锡督造厂房，指导装机。他自谓：“虚心当学徒，依样画葫芦。”他不仅深入申新第一、二厂各部门进行调查，还一度冒充员工进入两家日商纱厂仔细考察。
不久，薛明剑写成了《申新第一、二厂学习笔记》和《申新第一、二厂与日商丰田纱厂的比较研究》。一向蛮横自信从不服人的申一总管严裕坤读后说：“薛明剑对许多事物的见解，比我们身历其境的人看得还清楚！”
1922年1月，申新三厂正式开业，薛明剑正式就任总管，开始实施他的改革宏图。就纱厂制度革新的问题，薛明剑常常和荣氏兄弟讨论到深夜。一次，荣氏兄弟与薛明剑又来了个子夜对话。
“欧战结束了，洋货将再次充斥市场，中国工商业必普遍陷入困境，我们又怎能保证‘永兴不败’呢？”荣宗敬问。
“防患于未然很必要。就工厂内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废除工头制。”对此，身在一线管理的薛明剑深有体会。
当时，一般纱厂的大小工头不是亲友就是师徒关系，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工人畏之如虎，逢年节得送礼，工钱被克扣也不敢声张，女工被侮辱者比比皆是。申三总工头沈阿虎，平时很少到厂却可遥控一切；厂里其他工头，有的鸦片烟瘾大得吓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里。纱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次价高，工头制是万恶之首……
“日本纱厂也是工头制，为什么就不一样呢？”
“日本纱厂工头只用来管中国工人，生产管理和技术改进都是由日本工程师掌握，工头根本无权也不敢过问。而我们的文员多数不懂技术，也没有管理权力，就只有任凭工头摆布，久而久之甚至与工头沆瀣一气。”荣家兄弟品味着薛明剑的话，陷入了沉思。工头势力由来已久，也不是申新一厂一家所独有的事！要下这个决心，就是以魄力见长的荣宗敬也是犹豫再三。
1925年春，在薛明剑不断努力下，申新三厂正式宣布改革工头制。此事一经宣布，就引来工头造反，工会追查，但3年后，几经反复，工头制终于被废除。
通 缉
1927年春，荣宗敬已经成为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商业大亨。春风得意的荣老大没有想到，自己一不小心招惹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5月15日，蒋介石密令：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着即查封产业，并通令各地军警侦缉逮捕。无锡县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查封荣家财产。
当晚，无锡荣宅楼上楼下都贴满了封条，荣家几十口人，全被赶到厨房和车库内。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荣家上下一片愁云惨雾，荣宗敬之妻陈氏号啕大哭，荣德生坐在一张往日用人坐的板凳上垂头丧气。他想不明白：我们兄弟不曾得罪过蒋某呀，他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
次日一早，荣德生赶往上海看望哥哥。荣宗敬看到弟弟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心中非常感动，还是血浓于水呀！他紧搂着弟弟走上楼去，多少年了，兄弟俩还没有这么亲昵过。
其实，“依附孙传芳”云云，不过是借口而已。老蒋通缉荣宗敬的真正原因，是以他为首的纱厂联合拒绝认购50万元“二五库券”。北伐军到达长江下游的时候，虞洽卿等人就在上海号召各业捐款拥戴。荣宗敬竟敢不买蒋总司令的面子，当然没有好果子吃。
荣家兄弟正在商谈疏通之事，荣公馆又来了几位贵客，他们是纱联会副会长穆藕初、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