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纱厂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地利。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夹在长江与大海之间，三面环水，类似半岛，战火一般不会波及。此外，当地气候、土壤非常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二是人和。南通当地熟练工人多，寻常农家的女孩多是天足，十一二岁就会纺纱，“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九立”。而且，当地工资要比上海等地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而全国工人日均工资1.5角至2角。三是天时。 这里的天时，主要有两点：一是舆论好，二是机会好。张謇以状元办实业，主张关税自主，实业救国，当时的《申报》《时报》以及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等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而声誉日隆的大生纱厂，还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这是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那些年，大生纱厂可谓利润滚滚。面对大把金钱，张謇并没有沉醉其中。与一般商人不同，张謇下海的初衷是实业救国。
“营志重于营利。”建厂之初，他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过。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不过4万人，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899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3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10年过去了，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刘厚生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地讨论着。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亩～200万亩，可供50万人～100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简称通师）的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
大礼堂正中，悬挂着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告诉刘厚生，这些条幅，都是通师开学时他亲手书写的。在校园，张謇特意领着小刘看了厕所和食堂。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看学堂，也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
张謇在校园各处视察，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