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两年后，1901年2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这时，大生纱厂的经营已经走上正轨，但此时，创业团队内部的摩擦开始显现，特别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沈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但度量不够，不能与其他董事和平共处，不利于大生长远发展，痛苦斟酌后就批准了。
沈敬夫离开不久，张謇的三哥张詧进入大生，此后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随后，其他大生创业元老也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
张謇虽是大生的精神领袖，但平时不怎么过问厂里具体事务。曾有女工回忆说：“四大人是大个子，四方脸，白白的。他不常到车间里来，可是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有通知，工头就急忙叫我们快快揩车子，扫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里没人带，就把伢儿带到厂里。伢儿们坐在放纱的柳条筐里，厂里专门安排人照看，张謇见了虽觉得不像话，但也没说话，眉头一皱也就走了。
张謇的三哥张詧虽是花布商出身，但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执行力相当强。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先生”，干练但不免有些专断。大生从此形成张老三主内、张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
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股东们的背书。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由于采用“绅领商办”的形式，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大生纱厂的股东，除官股外，商股股东很杂。除了沈敬夫等创业元老，张謇后来招募的商股，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荫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对纱厂的日常管理没有兴趣，对什么产业救国也不关心，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额股息。这一点，倒与官股不谋而合。
因此，建厂之初，张謇就与股东们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从1899年正式开机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积累，利润几乎全部分红派息，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发息。有了丰厚稳定的高息红利，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
现在好了，张謇终于在大生集团内部彻底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没有人在耳边唧唧歪歪了，以后厂里大事包括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几乎都是张謇一人拍脑门说了算。就这样，公司制在状元郎的手中彻底走样。
当时正是大生的上升期，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谁也没去好好想过：这样分干拿尽，近似于竭泽而渔，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企业拿什么去抗御风险？
营 志
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差不多同时开业的纱厂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红火。
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受挫，而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张，添了2万多纱锭。之后，大生继续迅猛发展，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