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生集团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没有公积金，加之销售不畅，导致现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过于及时注资，然后资产重组。据当时日资机构调查，只需注入400万两白银的流动资金，大生集团资产即可全面盘活。
为拯救大生，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主儿，只会锦上添花，这时候哪会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
时来天地同发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时的张謇，真的大有身陷绝地之感，也更加体会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1925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得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的不幸，其实正是文人经商的悲哀。也许，张謇本人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更像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而不像是一位注重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家。不计成本的政治家张謇被鲜花与掌声包围，而面临亏损的企业家张謇的危机却在悄悄逼近。
在理想与成本之间，毕竟需要一个权衡。这一点，日本人也许比中国人更清醒。有人说，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实业救国上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依据经济规律，做好实业本身就是救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实业与救国割裂，把实业看做是救国的垫脚石。
伤 逝
张謇曾说过:“人生要经历3个时期:30岁以前是读书时期，30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
退出大生的管理后，劳碌一生的张謇真正开始有了一些空闲，他从濠南别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坚持每日临怀素帖，读《左传》。
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精力虽然有限，但依然热心公益。这年８月月初，张謇冒着酷暑，拄着拐杖，与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10多里，观察分析了主要危险地段，并筹备护江保堤的石料。一连几天，张謇筋疲力尽，适逢气候闷热，他再也支撑不住，倒下了。
自此，张謇病势转重。儿子张孝若跟三伯父张詧商量，将张謇接回城里濠南别墅家中，商请著名西医诊治。但毕竟年事已高，张謇病情愈发严重，不时陷入昏迷之中。
8月23日子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次日，张謇在床已奄奄一息，处于弥留之际。上午10点过后，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詧扶杖含泪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吧！”张謇微微颔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终于带着遗憾的神情闭上了眼睛。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南通。胡适闻讯后，感慨万千，他这样写道：“张季直（张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1926年12月，张家出殡，南通万人空巷，远近的民众都来送行。
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入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给他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