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二去熟悉后，李主教来到刘家，不久，即将刘家全家老小都发展成为天主教徒。在教堂修起前，刘家就成为李主教在柏泉一带最主要的落脚点。柏泉教堂建起后，李主教也隔三差五到刘家坐坐。
因为这层关系，童年的刘歆生，经常跟着主教大人到教堂游玩；大一点后，在农闲时，也常去帮助打杂。看到这孩子聪明活泼，李主教决定让其到修道院免费读书。
在修道院读书时，除了学习教会的《圣经》外，刘歆生还学习了不少其他文化知识，包括英文、法文等。因为经常接触外国神父，小刘（刘歆生）学的可不是哑巴外语，而是能听会写，说得很流利。这种人脉与知识的积累，为他日后走入社会，到汉口洋行做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对于一般人来说，知识改变命运；而对刘家来说，可以说是西瓜改变人生。
这样一段西瓜缘分，迄今仍是东湖地区的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至少给我们3点启示：首先，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有开放的心态；其次，给别人帮助，也是给自己帮助；最后，学好外语，好处多多！
寒来暑往，一转眼，刘歆生已经15岁了。汉口教区的天主教主已经换了几任，但刘家却穷困依然。
一天，汉口天主教堂新任神父金宝善来到柏泉，发现刘家祖孙三代都是教徒，不由得大为称赞。但到刘家走访时，却发现刘家人虽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但家中几乎一无所有，贫困到极点。“如此赤诚的上帝信徒，怎能这样生活呢？长此以往，上帝他老人家也不会满意的。”
作为一方主教，金神父觉得应该帮助刘家摆脱穷困。于是，他提出借给刘家200串钱，由汉口天主堂提供房屋，开办一个牛奶作坊。对于世代务农没有出路的刘家来说，金神父的帮助，确实是世上最大的福音。
刘作如将家中卖鸡蛋积攒起来的钱，与金神父借的200串钱放到一起，作为资本，到汉口办起了牛奶作坊。从此，15岁的刘歆生离开农村，来到汉口，从鸭童转型为牛奶工，为当地的教友们送牛奶。
几年后，因牛奶需求量增大，奶牛增多，原天主教堂提供的场地太小，刘家就将牛奶坊搬到汉阳龟山脚下，挂起“刘万顺牛奶坊”的招牌，用户也由教友扩大到一般市民。
从鸭童到送奶工，刘歆生的生活圈子也从柏泉乡下扩大到武汉三镇。经过多年的积累，刘家的家底慢慢变厚，刘歆生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包括很多外国人，其中一个就是天主教教友——法国郎中金正裔。
也许，刘歆生会沿着既定的生活轨道走下去，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会讲外语的富家翁。但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张之洞。1889年，张之洞主政湖广，也将洋务运动顺势带了过来。
1890年初春的一天，张大帅来到龟山北麓的汉水边，开始为汉阳铁厂踏勘厂址。那一刻，武汉的历史就进入了洋务时代。这个向来“不事生产、唯贸易是视”的商埠，几乎在一夜之间烟囱林立、机器轰鸣。
从此，洋务成为湖广官僚们的时尚，办厂成为武汉三镇最时髦的生财之道。守在龟山脚下的刘歆生，耳闻目睹新式工厂轰轰烈烈地不断开办，他的心不由得也活泛起来。他不甘于为人做嫁衣，想自办实业。
1896年，刘歆生和汉口天主堂教友、法国郎中金正裔合资到湖北省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结果亏本两万余元。接着，二人回到汉口试办铁、木工厂，也都没有成功。
创业不利，亏损巨大，原本富裕起来的家庭再次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刘歆生决定利用外语优势，借教会人脉，从为洋人做买办开始，一切从头来过。
芝 麻
19世纪末，洋行买办可不简单，那是典型的上流社会成员。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日益增多，洋行也尾随外国军队登陆中国。每打开一个口岸，随之就会扎进一堆洋行。汉口开埠后，因为三江交汇，交通便利，洋商争相拥入。洋商对中国行情不熟，必须雇请能了解他们语言的中国人为其中介，“买办”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