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革命党人内部时常出现内讧，这让马应彪感到非常失望。一年之后，孙中山再任临时大总统，邀请马应彪担任要职，他执意不受，并引用孙氏《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中的这段话作为遁词：“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从此，他的心思全部转移到实业上。
民国年间，以前一起革命的战友，不少都在政界飞黄腾达，马应彪对他们却一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对曾是战友的“南天王”陈济棠，只要触犯自己的为人处世规则，马应彪一样也是不假辞色。
有一次，平日笑口常开的他却冲天大怒，痛斥“南天王”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只因为后者触犯他一向坚守的原则。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在粤主政，他的哥哥陈维周租下广州先施第二街的仓库，用做经商储货。一开始，马应彪觉得那是正常生意，没有在意。一天，一位友人来访，无意中说道：“那个陈维周，明着是禁烟督办，私下里却是鸦片大王，他走私的鸦片就藏在你们公司广州二街的仓库里。”
闻听此言，马应彪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我们的仓库，竟然成了鸦片藏掖的黑窝，这还得了！”客人一走，他立即给广州先施负责人去电：“限令陈维周即日退租，否则，宁可卖掉第二街仓库，也不许收这种不义之财！”
为此，陈维周怀恨在心，借弟弟的势力大加报复，借插赃日货，强罚广州先施20万元，甚至想吞掉这家民营公司。但马应彪始终不悔，他这种疾恶如仇的个性终生未改。
入 沪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有滋有味地做起民国大总统，离开政治中心的孙中山一时无事可做，便借住上海的哈同花园，琢磨起“建国大纲”。为此，他积极推动华侨资本回国，发展民族工商业。
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粤商特别是香山帮开始大举北上，而马应彪堪称其中的急先锋。当然，作为一个资深商人，马应彪不是简单地头脑发热，听人一忽悠就盲目投资。决定在上海设立先施百货分公司，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实地考察后才下定决心的。
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抢占上海市场就等于占据全国商业的“制高点”。除非满足于偏安一隅，否则，先施百货迟早都要进军上海。当时的上海，被人称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当地四大百货公司，分别是惠罗、福利、泰兴、汇司，全都是英资外货。要与它们抗衡，创建本地第一家华人百货，要冒很大风险。
马应彪天生就是个冒险家，他考虑的不是是否北上，而是北上后能否打得赢。而决定一家大型商场成败的第一要素，就是所在的位置。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如何选址，成为先施北上的头等大事。
1914年8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南京路上驶来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坐着的正是马应彪。前些日子，他已经派人来沪实地考察了两次，但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宽不过十几米，长不过两公里，但当时的南京路已是商铺云集，成为商家必争之地。一首当年的儿歌这样唱道：“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
从车上下来，艳阳高照，马应彪目光中隐约透射出一种焦灼。一战刚刚开打，欧洲列强忙着死掐，正是中国人大力发展自己工商业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能不急吗？
在南京路上来回步行目测多次后，马应彪看中了南京路、浙江路与广西路之间的一个地方。这里地处十字路口，北面直通火车站，可以引来大量外地旅客；南面又紧靠富人区，有大量潜在的高端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