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是这样：一个职工如果工作成绩良好而连续3年加薪，第4年便不再加；如果这个职工第4年仍继续进步，就动员他投资500元，成为公司在职股东，享受年终分红。如果筹不足钱，公司可以帮他补足，但本人至少要拿出100元的底数。股票由公司代管，还清借款本利后可以自己持有。反之，如果这个职工因没有加薪而表现消极，则考虑提拔他的副手，略加工资，逐步取代前者。
当时找工作不易，推行“职工持股”，既可以约束老员工，又可以激励新员工，加薪少、绩效大，很快被其他公司模仿。
当时，先施公司员工的福利还是蛮好的：暑天供应清凉饮料，平时享受免费医疗，还有专职洗衣工和理发师定期为员工服务。仁者爱人。马应彪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手腕”高，也可以说他真正把员工当人看。反正，与竞争对手相比，先施员工的流失率低得多。
走“私”
自从1890年在路上结识，马应彪就成为孙中山最为坚定的拥趸。从此，马应彪就过着非同寻常的“双栖”生活：明着他是大商人，是先施百货老板；暗里却是革命党，为孙中山筹款捐物。这在当时“在商言商、莫谈国事”的商人群体中，可谓凤毛麟角。
1904年，同盟会成立时，马应彪担任庶务长，专管起义急用的军需。而这些军需，很多都是马应彪自掏腰包。往往是看到孙中山一张纸条，马应彪就毫不迟疑地从自己公司支出数百元交给来人带走。
从1906到1911年，同盟会多次发动起义，其中许多经费就是通过马应彪的金山庄转到革命者手中。有一次，仅3个月内马应彪就筹集捐款4万多银元，而当时香港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仅3元。孙中山的卫士郑卓德回忆说：“马先生有求必应，自愿交给孙中山先生多少钱，我也记不清楚。总之，马先生捐助的革命经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不仅帮助筹款，马应彪甚至直接帮助革命党偷运军火。一次，马应彪将一批军火包装成货物，以紧急运货的理由，吩咐霍庆棠赶乘人力车，将这些货物送到三角码头转往内地。当货物托运完毕回到家中后，马应彪才告诉妻子真相，原来托运的是革命党急用的弹药。好在霍庆棠也是孙中山的拥趸，以后凡是此类事，夫妻二人都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应彪被委为筹饷委员，为孙中山在香港筹款。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几乎连薪水都发不出，多亏马氏这样在国内外辛勤奔波的筹饷委员。
1912年年初，广东革命党人接到紧急通知赴南京开会。这些匆匆而来的岭南人，一个个衣衫单薄，哪料到冬天的南京是如此寒冷。当时，马应彪正在上海筹备先施分公司，闻讯后特地派人送去120多件皮大衣。几天后，这群身穿皮大衣的岭南志士，意气风发地去前往明孝陵，在寒流中备感马同志的温暖。
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应彪担任广东省都督府庶务长、财政厅总参议，他与省港商界精英一样，期盼着从此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风云骤变，不久即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窃国、宋教仁被刺等一系列事件。革命成功之路如此曲折，这让很多人包括马应彪在内都感到很难接受。
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危急时刻，马应彪再次出任大元帅府庶务长，事必躬亲。但广东局势非常复杂，本地实力派对孙中山阳奉阴违，暗藏祸心。一天，几个军人在大街上截住外出办事的马应彪，威逼他交出若干枪械和钱财。面对抵在胸口的手枪，马应彪毫不畏惧，反而大声呵斥，周围值勤的士兵闻声而至，对方落荒而逃。此事并非偶然，不久，孙中山就因为受到排挤而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