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位著名实业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作为山东大学首任校长、袁世凯最为信任的财经大管家，周学熙曾经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呕心沥血，创建华新棉纺厂与耀华玻璃厂，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苦心经营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周氏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楔 子
1895年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自从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并赔款20000万两白银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京城的空气中就充满了不安。此时，18行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正在等待放榜，他们还没从让人窒息的科考中喘过气来，就被这个消息激得血脉贲张。
5月2日，周学熙与一位同考前往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参加各省举子们的大聚会。会上，广东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最活跃，他们不仅起草了18000字的请愿书，而且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鼓动大家同赴都察院请愿。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开始上演。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
这些年，周学熙一边钻研八股，一边观察时局，他深知科举之途并不能救民于水火，但苦于找不到济世妙方。康、梁的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他心头一亮，看到一条崭新道路。
后来，有人报告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眼见大势已去，举子们便一哄而散。公车请愿未遂，但周学熙却下定了弃举业就实业的决心。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决定尽快赶往安徽建德（今东至县）老家，与回籍养病的老父好好地谈一谈。
弃 考
周学熙的老家在安徽建德县梅城纸坑山，祖屋旁的兰溪河从东南山涧奔泻而出，环绕梅城后汇入长江。周家在纸坑山定居已上千年，但让家族真正显赫扬名的，还是周学熙的父亲周馥。
当年为躲避太平军带来的战乱，周馥只身一人乘船逃往安庆，因缘际会，受知于李鸿章，从而成就一生功业。
1862年，湘军刚刚打下安庆，曾国藩为了倾听民声，就在府衙门外挂了一个意见箱，收集各方意见。一个朋友请周馥代笔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看到后，对其文采大加赞赏，便让李鸿章把写信人找来做文案。这时候，李鸿章正在筹备淮军，经打听，得知意见书为周馥所写，于是他就把这位26岁的安徽小伙子找来。两人一谈话，李鸿章就发现这个小伙子不简单，日后可堪大用，因此，就将他留在了身边，而没有上报。当时李还是曾国藩的幕僚，每月薪水不过五六两银子，但他却分一半给周馥养家糊口，这种战友情谊保持了终生。
从军后周馥初任淮军大营的总文案，不久即兼署天津兵备道，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治水、理军、办学、兴商，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成为李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受弹劾暂时下台，周馥也自请开缺，返回老家养病。
周馥自己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此，特别渴望儿孙金榜题名。周学熙昆仲6人，他排行老四。1895年时，大哥、二哥及他本人均已中举，但老父希望儿子们更进一步，能进士及第。因此，周学熙深知，要想走实业救国之路，首先要说服的就是自己的老父亲。
与同龄人相比，周学熙的科举之路可谓更曲折，更苦涩。
1880年，15岁的周学熙独自一人，肩背书籍行囊，翻山越岭，徒步到池州府去应童子试。当时的池州督学孙毓汶是一个饱学之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孙翰林十分喜欢这个自己走了一百多里路来的学生，得知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政声的道员以后，更对这个丝毫没有纨绔之气的官宦子弟有了好感，经常给他开小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