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南京铔厂动工。1937年2月5日，这里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在这个时机建成这个化工厂，其军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人也为之振奋。
范旭东在《记事》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从此，范旭东曾经一往无前的创业之路，开始千回百折。
范旭东非常爱国。1933年春天，他去上海，一个熟悉的日本商人来看望他。席间这个家伙说到“九一八”事变只是“地方事件”“无碍中日两国邦交”。范旭东十分愤怒，用日语驳斥说：“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天津塘沽港。当时李烛尘坐镇天津总部，范旭东则南下南京苦劝蒋介石抗战，却没有结果。大局既然不可挽回，范旭东便抱着玉碎之心，电告李烛尘：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
李烛尘按照范旭东的要求，指挥员工将留在厂内的图纸有的烧毁，有的秘密保存，为日后重建做技术准备。在永利碱厂，他们拆散了石灰窑顶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当时代表最新技术水平的蒸馏塔温度传感器以及碳化塔的部分管线。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于当年的8月月底由碱厂职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在大后方重建永久的重要财富。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得到永利的产权。日方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至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最后，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之后，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
南京的永利硫酸厂同样没能逃脱被夺的命运。日本深知此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通过多种途径，**范旭东与其合作。范旭东和永利曾发下誓言：“宁举丧，不受奠仪。”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该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1938年1月，永久黄的1000多名员工及家属从天津、南京、青岛、海州等地撒出，陆续到达汉口。范旭东在汉口主持团体领导人会议。在会上范旭东说，不要把这看成是一次逃难，而应该看成是一次创业。大家推举李烛尘为永久黄团体西迁总负责人，指挥西迁入川，到后方再建立一个新的化工中心。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多数商人留在日占区，苟存于日军的占领状态。从华东和华中艰难西迁入川的民营企业大约只有600家。范旭东决定内迁，意味着巨大的机械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辗转崎岖的道路交通，上千人的组织安顿。要理解范旭东的选择，只能抛开商人的身份——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蜀 道
抗战西迁路上，在武汉码头，一个装有日记和资料的皮箱不慎掉进江中，范旭东的第一反应竟是要跳进江中打捞。
日军轰炸中国香港，住在宾馆的范旭东听了一夜的炮声，第二天对一位记者朋友说，日军的炸药制造技术并不先进，我们加把劲，完全可以超过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