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情况后,卢作孚不禁嗟叹再三:如果在航程中稍有疏忽,船被劫持,那又如何向股东交代,如何才能弥补损失?好在新船完好无损,卢作孚满心欢喜:未来所有的事业,都将由这条小小的轮船载负着起航了。
6月上旬,新船被命名“民生”,完成制造后驶离上海,从长江驶抵重庆,完成了它艰难的处女航。打拼多年,卢作孚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稳稳立足的甲板!
1926年年初,筹办中的民生公司成立了事务所,卢作孚任总经理。
此时,驻扎在万县的杨森执意邀请卢作孚去万县做市政佐办(市长助理),被他婉言谢绝了。作为总经理,卢作孚月工资是30元,而市政佐办的月工资是500大洋,车马费另计。杨森很不理解,卢作孚写信告诉他:“我平生只愿做事,不愿做官。”
开 道
登上自己的客轮,纵目万里江流,第一次出川时的遭遇不由得浮上卢作孚的心头。他决心再造川江客运,创出一番新气象。
嘉陵江水,万古如斯。因为一个人和他脚下的一艘客轮,从这一天起,开始了巨变。
开业伊始,卢作孚就掷出航运业管理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废除声名狼藉的“包办制”,实行公司统一管理的经理负责制。包办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任用私人,三亲六故、亲朋好友都一起来谋碗饭吃。
第二板斧,是推出全新的旅客服务方式。当时川江货运利润厚,客运利润薄,船员普遍对旅客态度恶劣。尤其是外轮公司,十分歧视中国旅客,中国人坐一趟洋船,有如蹲一回拘留所。“民生”轮则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板斧,就是禁止船员向旅客索要小费。
这三板斧,大得民心,客人争着搭乘“民生”轮,体验一把主人的感觉。
虽然人气很旺,但因为只有一艘船,民生公司很快遇到了难题。一是一条船不能当日对开,因此在渝合这条航线上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二是冬季枯水期一到,就意味着渝合航线要停航五个月以上,近半年人和船都要白养着。
这让不少人深感悲观:“民生轮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但卢作孚则根本没有动摇,他说服股东把公司的股本由5万增加到10万,于1928年春末,在上海订造了一艘34吨的浅水小轮,命名为“民用”,投放到渝合航线。这样,不仅实现了渝合间的每日对开,而且“夺回”了嘉陵江冬季航运的收入。
局面一扭转,股东当中的失败情绪便一扫而光。但是卢作孚并没有满足,他想到了更远的布局,想造第三只船。
恰在此时,有一个南充商人谭谦禄,看到民生公司的船在渝合航线上获利甚丰,也想来试试。他集资在上海造了一艘120吨的客货船,命名为“顺庆”。“顺庆”轮开到重庆的时候,遇到了川军师长“范哈儿”。范认定“顺庆”轮是驻扎在顺庆的师长罗泽洲的。他与罗有宿怨,不由分说就扣了船,折腾了半年,才把船归还。
谭谦禄经此一吓,再无胆量独自经营,就把惹祸的船名改为“长江”,托人求到卢作孚,委托民生公司代管,专跑渝涪线。一年后因急于还债,他干脆把“长江”轮卖给了民生,之后这艘船更名为“民望”。
手里有了三张牌,施展空间更大了,卢作孚的“经营魔术”也把股东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时期,渝涪、渝合两条航线上的客货运输火爆,每天都需要有对开航班才能够用。这样就得有四条船才行,可是民生只有三条船。
这道题难不倒数学老师卢作孚!在卢老师眼里,这就是一道简易的涉及顺流逆流的数学方程。
从涪陵到重庆再到合川,逆流而上需时两天;从合川原路顺流而下,却只需一天。只要循环滚动,就保证了涪陵、重庆、合川这三个码头之间,每天都有一班民生的船开出和抵达,“三只轮船,两条航线”就此实现。
短途运输上初战告捷后,卢作孚又把目光落到了重庆至叙府(宜宾)航线上。这是连接川西、云南、西康的水运孔道,客货源都很充足。虽然这条航线上当时已挤满了8家华商公司的20多条船,但多数管理不善,运价奇高,航行缓慢,且多为货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