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夏，卢作孚受聘去合川县立中学当了监学兼数学教师。这年秋，由同事热心做媒，卢作孚与16岁的蒙淑仪喜结良缘。蒙淑仪父母早亡，她是九兄妹中唯一的女孩，精于女红，为人十分善良。卢作孚对妻子非常关爱，让她放了脚，耐心教她读书识字。两人恩爱相依，携手走过了人生几十载。
不久，《群报》改名为《川报》 ，成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应邀到《川报》担任记者，后来又成为编辑和主笔。
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的一纸邀请，让一直呼吁教育救国的卢作孚获得一次宝贵的实践机会。杨森久闻卢作孚之名，但两人相见还是第一次，其场面很富有戏剧性。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初次见面，杨森问道。
卢作孚坦然答道：“我没有上过大学。”
杨森大为诧异道：“那你怎么教得了中学的数学？”
“我曾在成都一个补习学校读过几天。”卢作孚回答。
惊异之余，杨森更加惺惺相惜，当场聘任卢作孚担当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
好景不长，四川军阀混战，杨森战败出逃。靠山倒了，川南的“新教育”试验骤失依凭，不久即人亡政息。自此，卢作孚开始怀疑：在军阀的指挥刀下，何来满园桃李？
孙中山曾提出过“改造中国”的口号，然而清朝政府垮台后，“中华民国”并没有显出多少新气象，军阀混战甚至带给民众更多的流离痛苦。什么才是“改造中国”的最佳方式？当时的国人在迷茫中，都在思考，青年卢作孚更是为此上下求索。
有一次，卢作孚请他一位朋友来给公众演讲，那位朋友向听众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我是一颗炸弹。”但卢作孚却当场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种理念：“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就是他独特的社会改造理念。
1922年岁末，卢作孚再次出川，到上海和江苏考察实业及职业教育。这次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在南通拜访了状元实业家张謇后，他认识到，教育救国必须有实业做后盾。
三十而立。第二次出川，卢作孚终于完成了人生理想的三级跳：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买 船
1925年8月，炎天暑热的蓉渝道上，几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赶路。领头的人身材瘦小，衣着简朴，神情刚毅，他正是打算回乡创业的卢作孚。
回到合川后，谈笑叙旧之间，卢作孚向亲朋、老师、同学们**了心迹：创办一家自己的航运公司。公司第一条航线的构想，就在那些黑瓦檐下喧闹的堂屋里渐渐浮现。
卢作孚回忆当时的情景：“许多长辈和朋辈见着这几位好不容易回到乡里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从‘请吃饭’表现出来。甲当了早饭的主人，乙又当了午饭的主人，丙又当了夜饭的主人。当我们离开甲家便到乙家，离开乙家便到丙家，废时利用，便讨论起事业来了。如果资本集得起来的话，我们应得造一只小船走重庆与合川间，或办一个工厂在合川城内外。大家认为造小船比较容易些。”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卢作孚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他和友人黄云龙一道去了重庆，把长江上游所有的轮船公司统统调查了一遍。结论令他们触目惊心：清末民初更替之际，是川江航运业的黄金期。那时一条船只要运营一年，几乎就可以赚回一条船。中外资本见有利可图，纷纷抢占这一领域，“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惨烈竞争的结果是：大多数的船公司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只能转租或者卖船。市场一片紊乱，风险和压力极大，尤其对没有强大实力背景的中国籍轮船公司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卢作孚在多年后坦承，那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