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望浩**东流的江水，没赶上船的小伙子无比失望，更让他心痛的是留学梦自此破灭，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卢作孚后来决心从航运入手“实业救国”，这件事是最原始的动因。从此，清华流失了一位可能的留美高才生，中国却多了一位杰出的实业家。
出 川
算起来，到上海买船，这是卢作孚第三次出川。四川有句老话，人不出川不成龙。非常巧合的是，卢作孚每一次出川，都给他带来人生巨变。
卢作孚第一次出川，不是求学，也不是办实业，而是逃亡。
在一次演讲中，卢作孚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曾说，他“由18岁起在社会上奋斗”。那正是1911年，18岁的卢作孚参加了辛亥革命。
报考清华未遂，卢作孚继续自学。此时，已经长大的他，阅读范围已不仅仅是纯粹的课本，还包括大量政治社会书刊。正是在这种自学过程中，年轻的小卢接受了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他结合大量社会问题，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感想。这些文章，自然引起了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设法弄到了作者的通信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卢作孚。
令这些革命党人惊讶的是，卢作孚只有18岁，严格来讲，这还是一个少年，但卢作孚的思考深度已经远远超过寻常之人。双方见面后，一拍即合，谈得非常投契。在会员们的引荐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这样一个机缘，确实是时代需要与个人选择的契合。
1913年，军阀胡文兰当上了四川都督之后，立即开始捕杀革命党人，20岁的卢作孚因为是同盟会员而悄然离开了成都，回到了老家合川县。后来他得知，有许多侥幸逃脱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上海是个国际大都会，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信息灵通。他相信，在那里他能够学到新的知识，能够找到新的救国办法。
1914年夏，卢作孚辞去江安中学的教职，回合川辞别了父母，然后从重庆乘坐“蜀通”轮东下。这是他第一次出川，当时，他21岁。
川江如练，三峡如削，一路极目都是大好河山。然而，旅程中有两件事却让他心情沉重。
一是沿途江上往来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都悬挂着外国旗，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可就是见不到中国旗。二是他乘坐的中国轮船“蜀通”轮，客舱分为几等，等级待遇天壤之别，“高等华人”和洋人享用最豪华的头等舱，贫苦乘客只能住最低等的“统舱”。
一路行来，愤青卢作孚感慨万千。这两件事，与他后来决心从事航运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个星期后，船抵达上海。一上岸，卢作孚就去联络先前从四川来的“革命同志”。可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劫后余生的战友们热血早已冷却，有的陶醉于十里洋场，有的忙着在官场钻营。
卢作孚看不惯这些人的行径，和这些人一刀两断，独自在沪上自学。可是，读书是没有收入的，只有依靠远在家乡的父亲往上海寄钱。每次寄钱，卢茂林都要从合川徒步走到重庆。这样的钱卢作孚自然要放在胸前焐热了才舍得花。卢作孚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间”，站在屋里腰都伸不直。吃饭也是随便凑合，有时吃不起饭，他就买个最便宜的烧饼，在图书馆里边看边吃。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仍刻骨铭心：“住在小阁楼里，饿过两三天，出来不能走路。”
在黄炎培等人的影响下，卢作孚意识到：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就在于民众尚未觉悟；而要使民众觉醒，就要广开教育之路，让教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使民众都能受益。“教育救国”信念的形成，是卢作孚此次出川的最大收获。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卢作孚起程回乡。路费不够，他只能乘船到宜昌，然后步行千余里回到合川。此时卢家极其贫困，卢作孚靠给《上海时报》写通讯勉强度日。后来，他又经友人推荐去成都《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月薪14元，仅够全家人吃咸菜度日。
